《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是爱泼斯坦在美国完成并出版的作品，也是他记者生涯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由于作者曾长期追踪采访中国抗战，无论是对正面战场还是对敌后战场，均有深入实地采访，因而本书深具权威性与可读性，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一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该书1947年在美国出版后，迅速被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战之中，西方人通过他了解中国战场
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均亲身深入采访
一部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抗战的经典之作
英文版出版后被迅速翻译成德、波、匈等多个文版广为流传
中国抗战为什么能胜利？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何去何从？
一位国际名记者对中国历史与未来的深刻洞察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国际知名记者、作家。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1917年跟随父母移居中国。长年为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等报道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均有深入报道。既奔赴南京、广州、武汉及山东台儿庄前线战场采访，也曾突破重重封锁访问延安。此外，他还应宋庆龄之邀，在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并争取国际援助。新中国成立之后，爱泼斯坦应宋庆龄的邀请返回中国，后来加入中国国籍，并多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爱泼斯坦亲身经历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到民族独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他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他的七部主要作品包括：
以抗战为主题的“战争四部曲”：《人民之战》《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和《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西藏的变迁》：这是作者1955—1976年间每隔十年赴藏采访，在采访近千人、笔记约百万字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反映西藏今昔变化的巨著。
《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唯一一部授权传记，作者受宋庆龄生前所托历经十载艰辛撰成。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爱泼斯坦自传，见证中国世纪巨变的传奇一生。
第一部分 十亿人民行动起来
第一章 在亚洲发生了什么？
第二章 为什么亚洲依然发展迟缓？
第二部分 中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章 在中国谁是“排外的”？
第四章 中国缓和的年代
第三部分 中国孤军作战
第五章 一场战争：两股势力；两个战场
第六章 正规战线上的团结
第七章 敌后战线
第八章 争取时间和空间撤退
第九章 百炼成钢
第四部分 全球战争中的远东战线
第十章 联合作战
第十一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战时经济情况
第十二章 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后方
第十三章 农村奋起战斗
第五部分 结局和开端
第十四章 抗战的最后阶段
第十五章 史迪威的奋斗与失败
第十六章 苏联、美国和满洲
第十七章 我们是否回到起点上
后记：1948—1949年
译者后记
八、新四军——“解散”前后
与在黄河北部荒山野岭、干旱平原的八路军根据地相反，新四军作战的区域是富饶、郁郁葱葱并且空气湿润的长江流域，那里盛产大米，还有盛产鱼虾的蓝色湖泊，以及数不清的河川溪流。这个区域的老百姓也与众不同。华北的人民高大、强壮、沉默、顽强且不易发怒。长江流域的人民则身材细长、活泼、聪明。因为与大城市上海有联系，因此他们的头脑比较灵活，就像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一样。
我们在前面叙述1939年到1941年中国政治的变化时已经叙述过新四军事件。陈毅，新四军现任的指挥官告诉了我新四军事件的经过以及对当地抗日运动的影响。陈是老一辈中国红军领导人之一，他没有参加过长征，而是留在了敌后的老苏区参加战斗。像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也是令人敬佩的那队学生之一，他们在世界大战后去法国学习，并且后来回到中国，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除了具有知识分子的面孔、敏锐的逻辑思维以及偶尔一丝像法国人一样漫不经心的神情以外（他们都把这种神情带了回来），他的脸被晒得黝黑，意志坚强，像所有坚持征战了16年的红军老战士一样。
“两党的摩擦在我们这个地区是从1938年年底开始的，从那时候开始发展得很快，”陈毅说，“在1939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他的伪军政府，日本人就利用他作为投降的诱饵。汪接手了国民党的所有招牌，因此要辨别出真假很难。在他的追随者中，有很多人在战前是国民党的地方官员。他们经常与还在蒋介石阵营的老同事接触，中立了一些人，收买了一些人。当重庆的势力在我们的地区开始进攻共产党时，汪和日本人让重庆军人了解，他们遵循的政策是谁都不会向他们进攻。
“那时，长江下游有三股势力。我们新四军只有1万人是最小的一股，但是已经渗透到上海、南京、镇江、苏州和无锡等地的郊区。另一股势力是‘忠义救国军’，由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青洪帮成员（中国封建的秘密组织）中组建，有8万人在同一个地区。还有一股势力是5万人的正规军，由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以及战地司令冷欣将军全面指挥，他们已经重新进入了靠近南京的广德和溧阳地区。在1937年到1938年，这三股势力联合作战。
“当敌人停止全面进攻，开始巩固时，中国阵营中的分歧开始出现。”陈将军解释道，“戴笠的忠义救国军立即做出了反应，采取了所谓的‘管网政策’。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停止战斗是为了‘坚持住，避免被毁灭，为最后的反攻保持完整’。它的指挥官们很厌恶我们继续采取进攻的政策，他们说这‘只会激怒敌人’。他们与各伪军签署了地方互不侵犯条约，来‘保持前线的安宁’，他们向重庆抱怨说我们对伪军的袭击‘破坏了他们的战略’，说我们夺取敌占区是侵犯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快，当我们转移的时候，他们就暗示敌人，来显示他们没有参与‘扰乱和平’的活动。
“尽管新四军的战斗力量在敌后战线，我们的司令部以及主要仓库和根据地的医院则是建在国民党与敌人的战线之间。国民党逼迫我们把这些也移到敌人战线后方，在那里，战斗部队将为保护它们而操心。为了施加更大压力，国民党封锁了我们与中国未占领区域之间的交通，切断了所有的供给。从此我们完全被剥夺了战略后方。国民党军队有权力靠近内地，但是我们没有。我曾经参观过一个离我们很近的中央军队司令部，它有直接通往重庆的铁路和电话线。他们有电灯、好的家具、美国罐头食品以及外国的酒。运输所有这些东西的那条路却不准我们运送药品、制服和其他一些基础的必需品。
“他们对我们司令部的进逼增加到了这样的程度，任何新四军人员，即使是伤员，也不被允许通过国民党统治区，”陈毅继续说道，“自从忠义救国军跟在我们后面，肃清我们移动的每一个区域，我们就不能机动作战，我们的阵地就被牵制住了，这给日本人带来了便利。我们的政策是面对敌人作战，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中国其他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转移。当我们把伤员和工作人员转移到司令部时，我们不再向国民党请求他们允许，因为我们知道会被拒绝，我们把他们装扮成农民并秘密转移他们。当然，这种办法不能无限期地用下去。
“在1939年年中，日本人忽然停止了对忠义救国军的照顾，对它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戴笠军官对他的士兵们说，你们不用再战斗了，几年以后将会有一个总反攻，所以他们没有迎战的计划。日本军队一袭击，他们的指挥官就率领5万士兵，也就是大部分军队投降了。汪精卫伪军政府后来就把他们收编到了自己旗下去攻打新四军。但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发生的战斗中吃了苦头，士气低落，因此我们可以把他们完全击溃。
“顾祝同将军，中央政府第三战区的指挥官，因为这个指责了我们。他说忠义救国军叛变是我们的过错，而不是他们的。因为我们常常让敌人恼羞成怒，”陈毅苦笑着说，“他给我们司令部的抗议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这些力量回到中国阵营中来。你们进攻和瓦解他们是在破坏战争。’他对重庆也报告了相同的事。
“从那以后，因为重庆的坚持，新四军开始向长江北岸转移。
“但是重庆玩的是两面派。一边批准我们转移的计划，一边又命令国民党在长江北岸的军队待我们通过时袭击我们。在率领我自己的军队过江以前，我通知了韩德勤将军重庆方面批准的关于转移的安排，他是江苏北部的国民党指挥官。韩将军派了一名副官来报告，他没有意见。但是他的副官一离开，他的军队就向我的纵队开火了。在1940年10月，我们在长江北岸的新阵地也被2万名韩的第二师、第一旅以及维持和平团进攻。我们打败了他们，并且他们的指挥官李守维在撤退的过程中淹死了。这就是后来政府对我们的指控——‘谋杀’一名国民党将军——的事实真相。
“在12月，叶挺将军以个人名义参观了第三战区司令部，来为最后的撤退确定路线。国民党承诺给他20万元作为作战军队与军火的费用。在1月4日，他率领司令部、3个团的军队和1个教导分队开始向北转移。同时，国民党的将军上官云湘在战区的命令下，在他的两翼部署了5万士兵。在1941年1月7日，上官发起了进攻。叶挺拼尽全力来停止战斗。他给上官送去了一个信息，他回忆到在军事学院他们曾经是同学，他们应该合作来挽救民族而不是互相争斗。作为回应，上官邀请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到他的司令部去。叶一去，就和他的警卫员以及秘书一起被逮捕了。说他在战斗中被抓不是事实。上官是为了掩盖诱惑叶去他的地盘并逮捕他这一不光彩的事实，才编造了这个故事。
“在叶被逮捕后，战斗还在继续。我们士兵中有2000人被杀，几百个司令部人员、医务工作者，包括妇女在内都被杀。4000人被关到了监狱里。大概有1000人突围出来，最终回到了我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部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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