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蛇北洋：《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_方激著_9787229117092

本书选译《泰晤士报》1912-1919年对“中华民国”建国初期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大事件的报道，全景式地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

1912-1915年，以袁世凯的主要政治活动为中心，涵盖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当上民国大总统、制造宋教仁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而维护了西藏主权，最后因复辟帝制称帝而在众叛亲离中死去等重大历史事件。

1916-1919年，以北洋三杰中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为中心，以北洋军阀为主体，涉及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纷争、段祺瑞三造共和的政治行动、北洋军阀对南方用兵及南北议和、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西原借款”等系列秘密借款协议、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直皖战争全程报道等丰富内容。

本书不仅使读者以全新角度思考、审视这一段历史以及它对中国现代史潜移默化的影响，亦为专业研究提供了有益史料。

共和的另一种表述（代序）

《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定稿付梓后不久，我即开始着手选译该报对中国民初时局的新闻报道。当时并未想过要再次成书，相对清末，民初现场更是纷繁芜杂，国运、人物、事件均是盘根错节，仿佛迷宫一般，我自忖无法独立梳理出这些千头万绪。之所以愿意继续埋首故纸堆中，一方面，是自己在编译上一本书时所积聚起来的热情仍维持着某种惯性；更重要的，则是我想从《泰晤士报》的讲述中，对袁世凯最后几年的人生轨迹再作一次较为完整的了解。

读者朋友从《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的后半部里能看到，在当年的风云变局中，袁世凯的形象与分量逐年清晰。直至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外焦点几乎全部聚集在他一人身上，不夸张地讲，一时之间，中国的命运似乎系于其一人的手上。这一点，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其实也早已做出佐证。但囿于对清末“新政”的选材范围所限，《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中与袁直接相关的记述其实既不多也不深入；并且，多半内容还都被隐抑在了有关事件里。对这样一位在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我想，虽然自己对袁世凯的最终命运和历史评价都早已了解，但若能继续借《泰晤士报》的视角去作另一番观望，想必一定会有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此之故，这一次，我决定不再在选材的设定上给自己更多的限制。自1912年清帝退位起至1916年袁世凯去世，其间凡与他本人有关的主要新闻事件，都进入了我的搜索范围。结果，工作一开始，我便立刻发现，《泰晤士报》对中国民初几年的报道，几乎泰半以上就是对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北洋政府的现场记述。换言之，“民初即北洋、北洋即袁某”，仿佛是《泰晤士报》对当年中国新闻报道的既定路线和宗旨。继而，我又从中领悟了一点，若以主流新闻的报道角度出发，袁世凯与他所代表的北洋政府，似乎才是西方人眼中民初时局的主角。英国的主流报界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录，为中国的“共和”作了另一种生动而细致的表述。这一发现令我对手中的工作重新建立起了信心，我相信，若是自己能循着这一方向，认真探索《泰晤士报》的文字所记载下的那一段历史轨迹，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译稿过五万字时，出版社方面再次与我接洽、商谈编译续书的事宜。我知道，这不仅是对自己工作的印证，更出于双方在成书理念上的某种默契。经过一再的沟通、商讨，我们决定在既定的选材理念上，从时间与空间上对选材范围再作进一步的延伸。就时间而言，设定为自1912年初民国肇始至1919年底五四运动以后；至于空间上的延展，则是对这一时段中以北洋政府事件为代表的中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再作一次更全面、深入的扫描。

一年的编译工作正如一次宝贵的学习与探索。在这一段历史中，我既看到了许多与早已熟悉的近现代史叙事所不尽相同的片断，也更加理解民初十年对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说，原先可能会产生于清末的某种社会新局面被一场革命给打破了，但产生这种新局面的肇因，其实并未因为革命取代改良而消失，反而是更深刻地影响着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年代。朝代可以在转瞬间遽变，国策也可以随当政者政治主张的不同而相左，但历史的进程并不会因此而留下任何断点。今天的结果取决于昨日的诱因，明日的可能又植根于今朝的现实，历史从不会留下哪怕是一天的断层。

回首民初十年，虽然时有波折甚至倒退，但“建设”的主题还是基本明朗的，权力逐步移交给法统、制度逐步取代个人的趋势也都算清晰可见。可以说，这正是晚清“改革”中的积极因素在思想意识与社会潮流上留给民国的宝贵遗产。试想，若是当年身处这一时局中的各路风云人物，能够一以贯之地本着追求和平建设中国的理念，共同促成“制宪”、“成立议会”等大事一一妥善达成，将会更积极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若是真的如此，民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势必会得到空前的稳固，国家的财政税收体系也定会日益完善。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军队的转型、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及待遇等问题，原本也都有望朝向日益理想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民主风潮蔚为盛行则更有势不可当之势。但可惜的是，因为当时领袖人物的思想限制与独裁意识、政治组织的极权化变形，纷争和厮杀很快便取代了合作与团结，历史并没有在那个关键点上给中国留下如此理想化的一页。转型中的新兴共和国，无论在国内事务上，还是在国际关系中，都仿佛是一片荒草丛生、龙蛇混杂的漫漶沼泽，令人在看得眼花缭乱之际，徒留无尽喟叹。

然而，若与此后日益混乱、分裂、对抗的中国社会局面相比，民初的十年依然令今人充满遐想。今天，许多国人遥想民国、畅谈民国，更多的是出自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在那十年中，新兴的共和国并不强大，甚至时见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不仅基础薄弱、百废待兴，更是时局诡谲、外强环伺。而它从西方社会临摹来的一切，也多是徒留其表象，却未注重改造表象背后的真正基础。但属于那个时代的价值，却还是清楚地落实在了每一个社会细节中。如果说，“民国范儿”总予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活泼生动、酣畅淋漓之感，那么，我觉得，最能体现、反映出这种“范儿”的年代，正是它最初的十年。

从这本最终完成的书稿中，读者朋友们不仅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完整重温1912至1919年的八年间中国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以及在其中左右、推动着事件演进的各派系相关人物，更能从许多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细节里窥探到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如此，那些在当年的国际形势中深刻影响着中国时局发展的外交事件，如为北洋政府运作“善后大贷款”的国际借款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日俄两国与中国的外交较量等诸多史实，也都在书中一一涉及。而那个年代里中国社会在经济、文明上艰难的发展与进步，也能从本书中找到佐证。

我自己认为，与《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相比，这一本《龙蛇北洋——〈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在选材范围上更为宽泛、广阔、自由。在编译的过程中，我更是对重述新闻事件的全面和完整性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在选编、翻译原新闻稿之余，我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尽自己所能对书中的史实作了认真的考证，并在许多篇章后留下尽可能详尽、客观的注解。此外，在上一本书中因为过度拘泥于原文句式结构而在翻译上造成的某些问题，也在本书编译伊始便得到了自觉的纠正。这一切，都令《龙蛇北洋——〈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一书在条理、脉络上显得更为清晰、流畅，对于历史记录的回顾也更加完整、生动。可以说，在本书中，我尽力所做的一件事，便是将原本零散、片断的《泰晤士报》新闻稿，串成一部以英国人的视角观察、写成的“民初编年史”。

谨以此书回顾并纪念那个特别的年代。更期盼读者朋友们能和我一起，从历史的深远之处瞻望、遥想未来，以探求民族的前行方向。

译者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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