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境以北：失败主义者手记_敬文东著_9787532161102

　　《梦境以北：失败主义者手记》是敬文东教授的一部学术随笔，集结了他近年来对社会问题的一系列思辨，角度新颖、旁征博引。敬文东教授借由“做梦”这个意象，力图为读者，更确切地说是为自己剖析权力社会背后的挣扎和抗争，以及吐露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困境。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外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和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

　　从十八岁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间，和其他门类的写作相比，虽然也写过字数不算太少的随笔作品，但那只是在读书、求学、教学的间隙，或在写作所谓“学术文章”需要喘气时，像个资深票友一样偶尔为之；仰仗的，仅仅是老农民对待自留地的那股子热情和执著，从没拿出整整半年光阴用于随笔写作。在接近完成这部小书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暗暗滋生出来的问题，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下意识地问自己：当初决定花费如此大块的时间，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本书已经正式杀青，我只能粗略地估计：也许是一如既往地想改变自己的语言风格吧；要不，就是因为我是个每天晚上都要做梦的人，想对不请自到的梦境发表一点点小感慨？眼下，我已经无力回答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姑且存疑吧。有秘密才有美丽，但这到底是谁说的话呢？虽然，作为一个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相貌仅仅及格的人，我跟“美丽”这等“美事”不可能有任何干系，甚至八竿子打不着，但那个被我忘记名字的人说出的那句很“美”的话，实在太契合我此刻窘迫的心境。
　　我非常喜欢随笔这种文体，但我不愿意称它为“散文”。称“散文”，实在太轻薄——至少从音调和过于随意命名的角度看，把“随笔”叫“散文”，就是无聊之极的事情。随笔轻松、自然、活泼，尤其是表达上的几乎无所不能，可以最大限度地也很容易地帮助我，把矫揉造作的东西全部排除在外；将自我本性尽可能多地归还给自己——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真的还有“自我”和“本性”存于世上的某个角落，等待我去收回？但希望自己还有“自我”和“本性”存在，总该不会有问题吧？
　　通过对这本随笔小册子的写作，我还想做一个小小的实验：看看能否将学术、思想、文笔、灵感、想象力、修辞术和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糅合在一起；看看随笔，我喜欢的文体，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密度——它能满足我对坚强的渴望和幻想吗？多少年来，我喜欢厚描法，喜欢古波斯的细密画派，喜欢中国浓墨重彩、一笔笔细细描摹出来的工笔画。我讨厌清汤寡水、淡而无味的东西。无论是文字、人情交往、面条，还是十元纸币和五十元纸币之间的微妙关系，我都不轻易允许它过于寡淡、浅显和直白——尽管在生活中，我是个坚决信奉“极简主义”的人。或许，是对密度和厚度的迷恋，最终诱惑我写下了这部小册子？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达到了目的（我猜，跟以往对自己的期许一样，这回同样未曾达到目的），但在写作过程中获得的快意，确实令我十分怀念——此时此刻，它仍然历历在目。既然如此，额外还有什么值得苛求和渴求的东西吗？
　　我是个每天都做梦的人，梦境的内容匪夷所思，就像我在本书中描绘过的那样，超过了我在白天的所有想象。依我看，人最富有想象力的时刻，只能是在梦中。否则，面对众多相互冲撞和桀骜不驯的化学元素，一筹莫展的门捷耶夫也不可能轻易发明元素周期表。而按中医的观点，做梦是身体虚弱、阴阳不调、刚柔不济的表现，但我却明知故犯，将它当作双倍的人生，当作纯粹的享乐：在“梦”中，也能展开白天“梦”想不到的生活——这该是何等奇妙的事情！中医干吗非要跟我过不去不可呢。虽然我关心梦，但对梦的解析（它号称科学）与占梦术（它被称之为迷信），却始终将信将疑、时信时疑、半信半疑。在2010年这个灾难迭起的年份，我苟且偷生于北京魏公村和梅所屯村，暗自写下了这些很可能是言不及义的东西，却不仅仅是对厚描法、细密画派或中国工笔画的仰慕，实在有对命运无常的担忧、惆怅和感伤的因素在内。也许这些因素，就隐隐约约回荡在这个随笔小册子之中。
　　本书之所以题献给钟鸣和韩少功，是因为这两位前辈作家——他们不过大我十五、六岁——给过我太多的启发和教益；从我第一次读他们的作品算起，二十多年一闪而过。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读《爸爸爸》和《畜界，人界》时的兴奋感。从他们的著述中，我得到过太多的东西；而很多我曾经喜欢过的中国当代作家、学者和思想者，早已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是那些人本来就十分差劲，还是二十余年过去了，我竟然奇迹般地稍有寸进？钟、韩二公至今仍然被我崇敬，不是他们的荣耀，是我的幸运——我也认为自己足够幸运，因为他们跟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让我有了自豪的机会、资格和底气。他们是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家，是文学和思想上的双重英雄——希望“英雄”一词，在一个绝非英雄的时代，听上去还不太刺耳，也和矫情不沾边。人都有感恩之心。第一次将自己不成器的著作题献给别人，仅仅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不存在任何深意，也不可能有任何深意。敬请读者诸君明察，也敬请心理不健康、好做诛心之论和好偷窥的狗仔队员们明察。
　　是为记。
　　2010年12月21日，北京魏公村

　　1.我们的睡眠，我们的失败
　　“劳动一日，可得一夜的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的长眠。”达·芬奇赞美的是劳动，更是劳动、睡眠和幸福之间的亲缘关系。但他最想称颂的，或许是将上述三者连在一起的曲线、时间和隧道，尤其是那条不断延宕、朝六个方位升腾的曲线，不太可能是野心、阴谋、诡诈、最大的人生利润，更何况假借劳动才机缘巧合带来的荣誉金字塔呢？按照巴洛克主义者（Baroque）的美学立场和伦理学观点，直线“一根肠子通屁眼”的率真特性，简直等同于罪恶，因为它太赤裸、太露骨，约等于初次见面就贸然求欢。达·芬奇，那个被好奇心控制，随时准备冒险解剖尸体，以求弄清人体结构、不让画笔犯下透视错误的杰出人物，非常了解劳动的性格和品质，洞悉劳动、睡眠和幸福间的亲缘关系。依神学大师德尔图良（Tertullianus）不无轻蔑性的看法，劳动，尤其是被早期西方贤哲轻视的体力活与手艺活，“总要比马戏场、剧场和各种竞技场中的活动更为高尚”。因此，达·芬奇，那本辛勤劳作的百科全书，才愿意赋予劳动、睡眠以温婉的质地。
　　但是，除了华夏民人传说中的“小国寡民”阶段（我称之为阴的世界而不是阳的世界），以及古希腊人心目中醇厚、恬静的“黄金时代”（Golden Times），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发出的战斗宣言——“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A nous deux，maintenant!）——却无疑是一切时代最真实的人生广告术语，最嘹亮的号角，最催人“无利不起早”的鼓点，也是描写人之野心最简洁、最笔挺的“元语言”（metalinguistic），就像有人说过的，我们押的是每一个闪念，但每一次的赌注，却是整整一辈子。自此，被蹂躏、被异化的劳动，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晦暗、最黏稠的部分，迅速构成了“拼命”的基本要素、争取人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坚实底座，何况德国社会学家尼克劳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早就从欧洲现实生活的正面战场上，以四两拨千斤的轻松招式优雅地保证过：人生“对每一个有进取心的年轻人提出的挑战，极其简洁地表现在这几个字中”。但那个过分迷恋巴黎的花花公子，厌恶德国的德国佬显然忘记了，“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也是法国结构主义者眼中最简洁、最经济、最笔直的人生句式，主、谓、宾齐全，定、状、补暗含，何况额外还有一个买一送一的语气助词，为它增添了必不可少的曲线；何况浪漫、颓废的巴黎，还是这条蜿蜒起伏的曲线自我繁殖和隐藏自身的首都，但它也是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拿撒勒（Nazareth）——上帝之子的诞生地。
　　自此以后，拉斯蒂涅，那个被捏造出来的人物发出的战斗誓言，才无时无刻不敲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垃圾堆上的人”的卑微灵魂。它让我们心醉神迷，令我们神情亢奋，鼓励我们盯着裸体骨头的双眼持续放电……总之，它的品貌、气质、乳房、四肢和腰身，都同结构主义者乐于将人生看作一个长句的做派，吻合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但结构主义者的长句人生观，还是过早暴露出它的宿命论嘴脸：黑格尔宣称凡存在即合理；自称厌恶黑格尔、嫌弃形而上学的结构主义，却主动找出了“合理”之“存在”的结构性机制，还为那句人尽皆知的名言，给出了动力学维度上的繁复论证。同黑格尔老套、刻板的德意志面孔相比，结构主义徐娘半老却又风韵犹存的“三仙姑”做派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样态只能如此、只得如此、只该如此，奴隶永远是奴隶，老婆永远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个，宛若死亡只愿意同它自己相像。长有一张法国面孔的结构主义试图表明：它一直都是“修饰我们叙述的宿命论公式”——宛若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针对某种令人厌恶的现实境况痛斥过的那样。而结构，它当真是奇格弗里德·吉迪翁断言的那样，始终“扮演着无意识的角色”，总是倾心于“专制性的形式世界那样”么？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几乎所有结构主义者都选择性地忘记了其论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警告和奚落。当然，在布罗代尔所属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诸君子看来，布氏铿锵有力、作风霸道的言辞，首先是奚落，其次才是警告：“所有的结构都同时既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但这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之辞，远不足以打击结构主义者自信满满的方法论“肾脏”，因为在他醉醺醺的高潮时分或癫狂时刻，最想要的，就是结构内部的“吊诡”特性。他也乐于宣称：结构内部左脚给右脚下绊子、右手扇向左脸的喜剧情景，正昭示了人生的自相矛盾；有且只有结构内部的“吊诡”特性，才能让结构主义者在绵远、悠长、密不透风的语言空间中，重新安排、设置、规划和重组我们矛盾透顶的人生与生活。或许，这才是结构主义之于我等凡人的唯一真实性，因为它像前东德（民主德国）一样，总是倾向于建设一种“没有心脏的躯干国家”，亦即脑子停摆，阳具挺拔，而且围绕该物件组建起来的肉体，将不接受脑袋的指挥和支配。
　　结构主义恐龙级别的反对者，定居巴黎，并早于布罗代尔实施反击的著名独眼龙，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巴黎某个著名的街角蹙着眉头说过，在法语中，“黑”这个字眼的词根并不是“黑的”。当然，也不一定非得是白的、红的或妖言惑众的其他色泽，只要不是“黑的”就行，只要不违反法语的构词原则就算过关。与此相反，小人社会却坐拥跟它的字义、语义完全吻合的词根。小人社会嘛，就像它的字面意思公开昭示的那样，总是板着扑克牌中的国王脸、王后脸或小丑脸，致力于阻碍每一个人接近他高尚、正派的愿望，破坏和侵蚀高贵愿望之达成的“波莉安娜假设”（Pollyanna Hypothesis），促成和呼唤小人社会的黑暗伎俩，以便完成对它自身的建设。毕竟人犯下的所有 “罪恶”（evil），转身看，正好是为了艰难地“活着”（live）；“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则以模糊手段和目的之间任何形式的正比关系为筹码，呼应了小人社会的目的、心性与手段，也为结构主义者信心爆棚，平添了底气与筹码——因为再长的句子，也会迎来一个命中注定的时刻，并指向最大的人生利益和荣誉金字塔。尽管拉斯蒂涅跟他的纸上同胞——司汤达（Stendhal）虚构的于连——命运大致相仿，并没有在小人社会或阳的世界猎取成功，但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一般”嘛，总是愿意饶有兴致地将自己建立在“例外”的尸体或废墟之上。就像浑身上下遍布宿命论基因的结构主义者暗中赞同的那样，在人能够迎头撞上的几乎每一个时代，成功都是值得追求和艳羡的，失败却不可能得到起码的原谅和同情，何况失败的整体中某些细小的组成部分，那些微不足道的散碎银子，还是某些“毬不啰嗦之人”主动自找的呢。而那些活了大半辈子，却自觉“没能为祖国、为人民做点什么，每思及此，都伤心欲绝”的阳痿、搞笑分子，确实值得各路强人或成功人士加以唾弃，并包裹在象声词“呸”组成的语义空间中。但在过于精明的结构主义和它的被掌控者看来，这一切，丝毫不影响失败和成功都为同一个句子所操控的实际情形，包括失败和成功认领的夸张容颜、阴沉心跳，还有它们因亢奋或怨恨惨遭扭曲的主动脉。“毬不啰嗦之人”败于结构主义者的长句人生观，是“合该如此”的事情——毕竟“存在即合理”的微言大义，早已得到了动力学维度上的精彩论证与繁复分析。
　　就像多灾多难的巴勒斯坦人总是习惯于苦中作乐一般，将“乐观的”（mutafa’il）跟“悲观的”（mutasha’im）爆炒、生煎为“乐悲观的”（mutasha’il），我们的生活，总是倾向于“乐悲观”的“辩证”（？）特性，极具令人哭笑不得、欲哭无泪的“悲喜剧”（！）效应。那是一个不得不主动打翻自己的五味瓶，一把必须被我们顶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精研人类“恐怖史”的保罗·纽曼（Paul Newman）断言过：由于无边无际的原始恐惧，“人类说出的第一个词很可能是否定的。”他悲观透顶、拒绝给人希望和曙光的看法与观点，跟浪漫主义者卢梭充满激情的语言起源论大异其趣。但很可能是纽曼断言过的宿命性，才暗中导致了我们极具“乐悲观”特性的生活，促成了我们必须认领的“悲喜剧”效应。对此，英国佬杜林（R.Dooling）提供的解决方案，只能被认作最无可奈何、也最为破罐破摔的解救之道。他很幽默地说，由于男子汉大丈夫在小人社会（或阳的世界）不好意思当众大哭，所以，当他们面对逃跑、哭泣或战斗等多项选择时，咒骂就不失为一种简便的“折中方式”。问题是：女人是否可以依靠随便大哭的特权，去扭转和涂改她们的“乐悲观”特性，去罢黜和打击她们的“悲喜剧”效应？在火爆、嚣张的阳的世界，是否当真存在一种女性主义的“悲喜剧”效应和“乐悲观”特性？
　　事实上，当黄帝追求垂裳而治的“华胥之梦”永久性结束后，与白天匆促、激昂的直立行走相比，与作为“折中方式”的“咒骂”相较，或许睡眠才是更值得追求的人生状态，也更适合失败者回忆。而失败者，不多不少，正是勒内·于热（Reńe Huyghe）所谓“注重衰败中出现的新东西”的那个特殊人种。在按照某种特定比例微缩而成的进化树上，失败者只占据某个令人难以窥测的位置，宛若势利的地图上某个微不足道的小黑点。和大人物、成功人士、皇帝、土皇帝以及山大王们的珠穆朗玛峰相比，失败者的小山包只能是地图上毬不啰嗦的小黑点。而按照太阳的运转节奏白天工作、夜晚睡觉，实在谈不上人类最大的现实主义，这情形，恰如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在他心爱的里斯本说过的：“我想要睡意临近之感，这种睡眠是生活的期许而不是生活的休息。”对此，古希腊的第一个个体诗人赫西俄德（Hesiod）提前给出了缘由：“黑夜属于快乐的神灵。”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也仿佛继往开来一样说：“甜美的夜晚，安然、随意 / 这神圣的时刻静如修女……”问题是，睡眠，广阔、迷人、幕天席地的睡眠，从来不是以萍水相逢的方式同我们相识，它更愿意和我们一起出生、一起成长，宛若“快乐的神灵”要求它做到的那样。
　　在20世纪中叶稍微靠后一点的巴黎，修辞大师罗兰·巴尔特报道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修辞学在消亡……逐渐丧失了伟大的思想威信。”但这等令人沮丧的境况，不值得修辞学的反对者兴奋，也不值得它的膜拜者提心吊胆、满腹愁苦与哀怨，因为即便是低于地平线和海岸线的修辞学，依然会在它低矮和并不宽敞的领地内乐于承认：不是人的身体，而是身体的休眠状态，才从最根本的角度上属于我们，允许因过度奔波而疲惫不堪的“毬不啰嗦之人”，暂时放弃“拼一拼”的打算、计划、谋略和各式机心，何况睡眠从来不曾欺骗过我们——因为即便“矫称伯夷之人，梦中必露盗跖本色，言乎其不能假也”。睡眠和梦境一以贯之的诚实品格值得赞扬和激赏；而被君子和拉斯蒂涅们共同把持的阳的世界（而不是阴的世界），却总是在唆使“昼伪遏敝，夜吐真情”的事例不断发生与轮回。归根到底，没有被修辞学染指的宇宙，不仅不值得一过，压根儿就不该存活——我们的修辞学终归是乐观和长寿的，至少超过了结构主义的寿命，更不用说昙花一现的结构主义者。虽然那仅仅是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喜形于色或暗自庆幸，并不能为人生内部的自相矛盾提供语义学上的任何解释，但足以让我们过于活跃的心跳得到安慰，获取从容、平静、安宁与和乐。
　　因此，面对寒冷、凛冽的现实，面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小人社会，聪明过人却郁郁不得志的曹植，才更愿意向往睡眠的甜美境界，宁愿向黑漆漆的夜间君主折腰致敬。在睡眠过于宽敞的边缘地带，陈思王酸溜溜地抱怨：“丹诚之至愿，不离于梦想者也。”要知道，曹植这话，可是说给他当皇帝的哥哥听的，目的是帝位角逐游戏失败后，诚心服输，以求保全小命。这情形，颇有些类似于《圣经》之所说：“因为血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和血在西方的神学用途以及它的货币身份、购买力看起来非常相似，睡眠和梦想也能保全或赎回曹植的身家性命。十分幸运的是，无需刻意寻找，睡眠已经自动来到了我们身上，乐意为我们黄袍加身或黑纱罩脸。没有必要怀疑，睡眠是无可言说和深不可测的神安置在我们体内一根看不见的引线，最初很长，接着逐次递减，直到在某些极端的时刻，没收了这根引线——俗称失眠；当然，最终它会达到无限，把你抛入永不醒来的长眠状态——是不是达·芬奇说的“幸福的长眠”，取决于你对劳动的态度，取决于你是不是拉斯蒂涅的变种或于连的亚种。神的意志凡人无从窥察，但睡眠确实是对白天、小人社会和“拼一拼吧”进行否定与扬弃（Aufheben）的敏感装置，是对夜晚实施颂扬的黑白广场，对应于我们内心深处芜杂的颓废感、挫败感，还有取之不竭的绝望感——即使在睡眠中，笑声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曹植酸溜溜的语调值得后人同情。但我们仍然有必要感谢无所不能的造物主，因为他炮制的睡眠不仅诚实，还慷慨大度，不像尘世中的金钱，总是被迫在吝啬鬼的帮助和授意下，刻意维护、建设和强化它的小人风度。
　　但先于这一切到来的，是对睡眠予以坚决支持的动作 / 行为：身卧、眼闭，在心智周围竖起暗褐色的篱笆或高墙，还额外需要一道宽阔、深邃的护城河予以守护，以便身心处于相对安静和稳定的休眠状态。动作 / 行为不仅是各种身体征候的支持者，也是所有心理况味和胸中块垒的幕后推手，是一切人生状态的第一推动力，是看得见的上帝之手。令毬不啰嗦之人欣喜的是，中国古代不少大经大典，都曾明确提到过这一点：“睡，坐寐也，从目垂声。”和一“坐”下就“打瞌睡”的垃圾之“睡”、道德不纯之“睡”迥然有别，“寐”则“卧也，从梦省，未声”②、“寐，眛也。目闭神藏”。在充满稚气和茂密想象力的古典中国，“寐”才是真资格的“睡”、古典意义上的“睡”，散发着古汉语带来的甜美气息、古人嗓子眼里发出的婉转嘤鸣，经过数千年辗转奔赴与万里长征，最终，历久弥新、完好无缺地传染给今天的“睡”。对此，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一个纯种的美国佬，显然情有独钟：“中国颜色让我宁静 / 我觉得玻璃是邪恶的。”（Rest me with Chinese colors, / For I think the glass is evil.）庞德这样说，很可能因为单音节的汉语甜美得让人心“碎”和心“醉”，多音节的英语却更像“维也纳式的装饰彩色玻璃，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心神不定”。但无论是古典之“寐”，还是现代之“睡”，“卧”都是必不可少的姿势，蕴含着睡眠彰而不显、保存至今的全部秘密，它们却在结构主义者的长句人生观中，没有获得任何像样的地位。犹如“中”国“中”学的“中”年语文女教师一样，结构主义者用纸面上的“谓语”一词，竟把“卧”的肉身状态与状况给彻底打发了——也就是说，以肉身为根基的睡姿一下子从人间蒸发，再也找不到像样的蛛丝马迹。但揭开“谓语”的幕帐后，人们还是很容易发现：肉身状态的“卧”，仍然是对白天和直立行走的否定，是动作/行为上的返祖现象，也是对始基和出处的公开向往与颂扬——“卧”从肉乎乎、湿漉漉的性感维度，支持了睡眠中即将展开的一切行为。它是我们荒芜内心最好的动作性对称物；而它一门心思想要对称的，是我们对“黄金时代”和“小国寡民”的怀念，是对“拼一拼吧”的无限矮小化。所以，多愁善感、满怀悲悯之心的契诃夫（Аnton Chekhov）——我们身体和灵魂的共同医生——才深有感慨：“我到来世时，希望能够回顾一下我这一世的生活，说：‘那是个美丽的梦呀……’”智慧、悲悯如契诃夫者，恐怕不至于忘记，“美丽的梦”取决于甜美的睡眠，更取决于睡眠的甜美程度——它总是倾向于长翅膀的睡眠充任自己的底座和根基。在另一处，契诃夫还说：“我做了这样的梦：认为是现实的其实是梦，正像梦就是现实一样。”以契诃夫的仁慈和善良，他肯定知道：美梦不过是“卧”派生的珍贵植物，在忙于大口吞吐二氧化碳和氧气；它仅仅是二手的人生收获，是只具有第二性征的精美礼物。虽然美梦与现实难分难解，在过于敏感的人（比如契诃夫）那里还界限不明，虽然它从头至尾都在依赖、顺从和消费睡眠，但它缤纷的落叶，却无疑滋养了睡眠，润滑了培植睡眠的肉身状态的“卧”，而不仅仅是“卧”的书面概念。
　　智顗，南朝时一位持有特殊睡眠观的得道高僧，简洁、准确地将睡眠在动作 / 行为上的先后顺序一语道破。令人欣喜的是，他还别具慧眼地将心智活动跟睡眠死死绑在一起，比万里之外、千年之后的结构主义者高明得多：“心昏闇名为睡；五情闇蔽、放恣支（肢）节、委卧睡熟为眠。”瞧瞧，表面上简单至极、不值一提的睡眠，在深不可测的哲人眼里，该有多么复杂的动作程序，该涉及多么精微的灵魂波动，又岂是一个主谓宾、定状补齐备的长句能够总结和概括。那位高僧出人意料，又合于佛理地将“寐”分解为“睡”与“眠”两个层次，让它们分属不同的灵魂部门或心灵机构（即“心”与“情”），却又要求它们同气相求、相互声援，在小人社会或阳的世界，共建古典性的“寐”——有如当下的军民“共建”某个街道、某个公厕或某所大学。令我们更加震惊的，还是智顗称颂的、能迅速达致睡眠境界的特殊姿势。它酣畅、坦荡、恬静、随意、令人迷恋：身体在“心”“昏”、“情”“蔽”的状态下，趁机拥有了自己的魏晋风度。尔文·高夫曼（E. Goffman），大英帝国治下一位不太知名的语言学家，将类似于魏晋风度的状态，称作“身体界线完整性的崩溃”，还特意赠以“泛滥而出”（flooding out）的动作性谥号。植物啊，生性婉转、安静的植物！它肆无忌惮地挥霍了睡眠，却让回忆和梦境自动呈现，曹植念想中“远慕《鹿鸣》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诫，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哀”的甜美境界，这典型的“中国颜色”，顷刻间，就轻而易举地化为了现实。但“轻而易举”和仅存于汉语空间的“顷刻间”，仍然要远远大于结构主义者的长句人生观，也比它更隐晦、更多歧义、更多变体和亚种，虽然从表面上看，它好像是清晰的、笔直的和挺拔的。很显然，身体的魏晋风度才是睡眠的首要条件，它否定了白天和直立行走；或者，白天和直立行走被罢黜、被扫荡，才是身体的魏晋风度能够存在的唯一前提，才是对夜晚实施颂扬的黑白广场得以诞生的唯一源头，“卧”是其中最醒目的部分，是被魏晋风度、“身体界线完整性的崩溃”和“泛滥而出”刻意推荐和保举的重点对象，是组成睡眠的所有动作中，唯一的首领或A角，但又绝对不是小人社会贪婪的独裁者——人类之“卧”从古及今，从未有过这等动词状态的小心思，那双时刻眨巴着精于算计的三角眼。
　　魏晋风度的慷慨和仁慈实在令我们感动：无论睡眠中人拥有何种白天定义下的身份、姿态与面容，都慷慨大度地给了他们道家或玄学的面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风度对他们的基本要求，否则，就配不上睡眠暗含的人生状态，更说不上回忆与向往；“竹林七贤”仅仅是深受魏晋风度欢迎的普通人，不普通的，是那些失眠者，夜不能寐者，挑灯夜战者，还有半夜红着眼睛瞄准北斗星的家伙——他们都是成功分子或成功分子的候选人。而神秘莫测、机关算尽、智慧难以被后人企及的老子，站在李树下的人，是不是经过对睡眠的细致观察，才最终悟“道”的呢？不能幼稚地把周王朝国家图书馆馆长的智商与眼力，仅仅局限于对水、月亮和女人下体的观察上，毕竟睡眠才是离他更近、更便于他思索的事物或风景。面对欲望大起义的小人社会、阳的世界、身体的各省纷纷叛变的白昼，高僧智顗根本不屑于回答下述问题：有没有一种不受打扰的、整体性的睡眠存在？但这样的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想贪得无厌地向睡眠索取什么呢？智顗在关键部位上的长久沉默，或许在暗示我们：在黑黢黢的小人社会，在硕大无朋的阳的世界，所谓整体性的睡眠，恰如花花公子桑巴特针对另外的变态情势讽刺过的，仅仅是“一种想象、一种虚构、一种捏造、一种连续的即席之作、一种骗局和一种幌子”，因为阳的世界总是倾向于、热衷于打断我们的睡眠。在夜间，连谣言、地震、洪水、没有被成功管制住的响屁声和泥石流……都在帮助小人社会破坏我们酣畅的睡姿。但这样的局面，依然不足以妨碍身体的魏晋风度对其自身建设的力度。事实上，我们只需要真资格睡眠的一个切片就足够了——对于习惯性失眠者，情形尤其如此。毫无疑问，有了睡眠，我们很可能就真的有了一切……
　　从象征的层面或隐喻的角度观察，睡眠意味着对生育、增值和喧闹的坚决反对，对长句人生观的无情嘲讽，也是对“每一块土地上都站着一个精明的策划师”坚持不懈的否定。睡眠意味着梦境和双倍人生的开始，意味着放弃战斗，罢黜拉斯蒂涅的“拼一拼吧”，意味着阉割镜子的自我繁殖，以及镜中那个阴沉沉、黑黢黢、浑身充血的自我；“卧”则不言而喻地意味着，处于睡眠状态之中的人必须背对阳的世界，只将一个饱含蔑视神情的侧面交付小人社会，交付身体的各省纷纷叛变的白昼，就像费尔南多·佩索阿热情称颂过的：“为了对抗作为一切事物基本元素的粗暴冷漠，神秘主义者发觉最好的办法是舍弃。否定世界，转身背向它，就像忽然发觉自己站在泥沼边沿而转背一样。”尽管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神秘主义者，更不可能是否定“色界”中一切短暂受造物的佛教徒，但我们依然只有在睡眠中，而不是各类装疯卖傻的酒鬼自以为是的杯内乾坤中，才幸运地拥有这等特权，才有机会接管自己的超帝王尊严——“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醉后狂态，仅仅在身体的魏晋风度认领的势力范围之内，才有可能化为现实。我们面对的真实情境，正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博士早就断言过的：“欢快和忧郁都是心胸中孤独、沉默的寄居者，不会接受也不会发出任何交流的信息……”或许正因为如此，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对人之“存在”的故作惊讶状，才显得格外有趣和可爱。他像个严谨的几何学家一样感叹唏嘘：“每一个此在看起来本身都是圆的”（Jedes Dasein scheint in sich rund）。雅氏对“存在”充满敬意的形态学分析，很可能符合“存在”的固有秉性。事实上，身体的魏晋风度总是倾向于强调弧线，就像达·芬奇称颂过的；而身体的魏晋风度乐于承认、乐于追逐的“卧”，最多是个半圆，刚好是二分之一的“此在”（Dasein），却不折不扣地构成了黑、白两个世界之间的分隔符，也造就了睡眠中人的地平线——但愿身体的魏晋风度还不至于无聊到需要借重修辞学的“思想威信”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