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爱因斯坦的遗稿
戴安娜·科默斯·布克沃尔德
1915年底，爱因斯坦完成了四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将其发表在普鲁士科学院院刊上。此前十年，也就是在他的“奇迹年”，他抛弃了狭义相对论的手稿以及关于光和物质的量子理论的革命性提议。然而到了1915年，36岁的爱因斯坦开始意识到其原始手稿的潜在价值。他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计算草稿、笔记以及关于广义相对论的通信。1925年，时值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在委托英国统治的巴勒斯坦正式开始启用，爱因斯坦将阐释广义相对论的手稿全部捐赠给了这所大学。
但此时爱因斯坦已经充分认识到，哪怕是他随手记下的简短笔记都有历史价值。他和与之过从甚密的同伴们保留着他的全部文稿，早在纳粹上台之初，便将它们从德国迅速抢救出来，1933年后，他在普林斯顿期间也对其加以精心保存和管理。1923年他立下一份遗嘱，规定他的两个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和爱德华继承其研究内容，他们不想要的任何东西都应捐赠给希伯来大学和犹太国家图书馆。1928年，深受爱因斯坦信任的秘书海伦·杜卡斯来到他身边，妥善保管了别人寄给他的信和他给别人回信的复印件：从1929年到1955年有两万多封信被保留下来。1982年杜卡斯去世后，爱因斯坦在家中书房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办公室的个人文稿和书籍被转移到耶路撒冷，保存在希伯来大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里，构成了爱因斯坦大量遗稿（Nachlass，源于德语“nach”[意为“之后”]和“lassen”[意为“离开”]）的核心。其中包括大约1000份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草稿、演讲、笔记本、日记、讲义、便条、计算以及他的信件：大约有12500封信是爱因斯坦亲笔写的，大约16500封信是别人写给他的。爱因斯坦的遗稿总共大约有3万份文件，体量上类似于拿破仑的遗稿，是达尔文和莱布尼茨的两倍，更是牛顿和伽利略的数倍。
爱因斯坦一直知道牛顿文稿的命运：20世纪30年代，这些文稿被拍卖，由凯恩斯和亚伯拉罕·亚胡达（Abraham Yahuda）等人购得。在1955年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本书收录了我难忘的恩师I.伯纳德·科恩关于这次采访的生动报导）中，爱因斯坦评论说，应当给科学家手稿的身后出版设定一些界限。另一方面，他认为应当准许后代对信件进行批评，哪怕其中包含“一些不应公布的个人事件”。在他的一生中，我们知道他曾应当事人的要求，销毁了妻子爱尔莎和年轻的临时秘书贝蒂·诺伊曼（1924年时曾与爱因斯坦有过一段短暂的风流韵事）的来信，但从未要求她们隐藏或销毁他本人的信。正如杜卡斯在爱因斯坦逝世后所承认的，他不太关心后世对他私生活的评价。尽管杜卡斯常常被称为爱因斯坦身后名誉和隐私的忠诚卫士，但记录表明她从未销毁任何材料。
杜卡斯（和伊尔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继女和第一任秘书）的确配得上收集和保存爱因斯坦书面遗产的荣誉。她和奥托·内森——两人担当了爱因斯坦文献遗产的共同受托人——曾与为众多个人和机构通信，索取爱因斯坦通信和作品的影印件。幸运的是，几乎所有收信人都保存着爱因斯坦的书信。在20世纪80年代移至耶路撒冷之前，研究爱因斯坦的学者们所说的这些“杜卡斯档案”在普林斯顿被制成了缩微胶片。
在此前的70年代，为了整理出版爱因斯坦文稿的学术版，杜卡斯和内森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达成了一项协议。杜卡斯开始按照档案惯例整理文件，并用英文写了简短的说明和概要。因此，她是我们今天所谓《爱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的第一位抄写者和编者。
迄今已经出版的十四卷书涵盖了截至1925年爱因斯坦的生活和工作，包括7000多份文件。第一任总编约翰·斯塔契尔（John Stachel）以波士顿为大本营汇集了一小群热衷此事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于1987年出版了第一卷。2000年，该项目从波士顿搬到了帕萨迪纳，由我任总编。我们的编辑团队不仅对爱因斯坦的文件作了出色的注释，而且还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对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细节作了分析，最近则以《剑桥爱因斯坦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instein）为高峰，其中包含由九位前任和现任编者撰写的权威文章。2014年，《爱因斯坦全集》已出版的全部卷册都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既有原文也有英译。在许多情况下，读者可以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获得高精度的原稿扫描件。随着版本的推进，新的卷册在印刷版问世一段时间之后也可以从网上看到。
这一宏大的科学和学术编辑事业的总体目标并非为了纪念爱因斯坦，而是为了显示他在60年时间里的思想活动。这些文件本身既有琐碎的也有崇高的，它们共同反映了一个异常多产、训练有素、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展现了他与同事、朋友和家庭的交往以及对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政治、社会、人道主义议题的参与。
对爱因斯坦的兴趣似乎与日俱增。过于爱因斯坦的青年时期，从1900年到1905年——这是他科学成果极多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他写了32篇科学论文和评论——编者们了解到的书信不到100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手稿、讲义和文章的数量涨到大约115，书信则有800封。但在爱因斯坦以其广义相对论论文成为教授和柏林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特别是1919年其预言被英国日食远征队所证实之后，他的通信开始呈指数增长，仅1922年一年就有850封。并非巧合的是，在接下来那年，随着广义相对论引发巨大的好奇和反对，大约有25部关于爱因斯坦的新书出版。1955年他逝世之后不久也出现过类似的高峰，1979年他诞辰一百周年以及2005年“奇迹年”一百周年时也是如此。迄今为止图书馆目录中列出的关于他的单本图书就有1700余种。
《爱因斯坦全集》每新出一卷，他的传记就会得到修订和扩充，一些陈词滥调得以消除，还有一些则留存下来。公众仍然欣慰地相信，爱因斯坦做学生时只是成绩中等，尽管全集第一卷已经表明他在学校分数很高。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在柏林写的信的确表明，他在收到当地学生或未考上大学的学生的请求时，很少询问他们分数如何，而是更愿意了解他们的思想追求或专业追求、技能和热情。
他收到过数百份不请自来的建议请求和作公共讲座的邀请，还有人希望他能对各种产品表示支持，其范围从书籍和钢琴到政治集会乃至新的性研究领域，不一而足。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信件都与欧洲犹太人的未来有关。在最重要的两年即1938和1939年，爱因斯坦与人通了2500多封信，其中近800封是与新人通的，这表明他很愿意为犹太难民写担保书和提供援助。
然而，他的通信大都是在一个由家人、朋友和科学家组成的小圈子里进行的。写信给科学家时，爱因斯坦行文简洁直接，不用形容词和副词，从不傲慢自大，但也从不讨好别人。爱因斯坦迄今最引人入胜的大量通信是与物理学家保罗·埃伦菲斯特进行的，后者可以说是爱因斯坦的密友。他们的通信总是讨论艰深的科学论题，但也讨论两人都喜爱的音乐和音乐演奏、政治、孩子以及对爱因斯坦多次访问莱顿大学的安排，埃伦菲斯特曾为爱因斯坦在该校安排了一个特殊的教授席位。例如在1922年，爱因斯坦告诉埃伦菲斯特：“有这么多干扰让我分心真是件好事，要不然量子问题早把我弄到精神病院去了。沿着完全不同方向发射的光能够发生干涉，据信已经得到不容辩驳的证明。这如何与基本过程的能量引导性（energetic directedness）相调和呢？理论物理学家在自然——及其研究者——面前是多么可怜啊！”与玻恩、劳厄、洛伦茨、普朗克和索末菲通信时，物理学占主导地位。但每一封这样的科学通信都有自己的口气和风格。例如，玻恩和索末菲每当不赞同爱因斯坦的公开声明或公众形象时，就会表现得屈尊俯就甚至咄咄逼人，好为人师和谆谆告诫；爱因斯坦会小心翼翼地应对他们。但与洛伦茨通信时，他则表现得恭敬而坦率，用近乎亲密和告解的口吻在许多场合表达了他对洛伦茨的挚爱和仰慕。
总之，爱因斯坦的信从不无聊，总是切中肯綮，只有很少几次才流露出内心的动荡不安或痛苦。他不太容易产生极端情绪，正如他在1924年写给爱尔莎的信中所说：“情感几乎不会成为我的负担。”即使在政治问题上，他也会避开极端主义。尽管在这一时期极右势力对他在德国的生活构成了威胁，美国、英国和意大利也提供了许多学术职位，但爱因斯坦仍然留在柏林，拒绝移民，因为他对普鲁士科学院的同事们怀有一种真诚的责任感，同时也因为爱尔莎不愿离开德国。正如罗伯特·舒尔曼在本书中所说，爱因斯坦从未欠国家人情，他是真正的普世人道主义者，愿意捍卫所有人的人权、言论自由、和平、教育和国际科学合作，反对国家所培养的排外主义和暴力。
不过，爱因斯坦最快乐的显然是有时间从事科学研究时。1925年夏，他在去往南美的一次为期六周的旅行途中给家里写信说道：“我忙于科学。事实上，不这样做我会无法忍受……如果我尝试停下来，生活会变得过于空虚。没有什么读物能够代替它，甚至科学读物也不行。”
从这次旅行回来之后不久，爱因斯坦收到了一封来自《大英百科全书》编辑部的信。信中请他分别撰写两篇文章论述“空间和时间”，以及另写一篇较长的文章论述“宇宙”。这些文章将会发表在一个三卷本丛书中，这套丛书是著名的1911年版百科全书的补编，致力于讨论“科学与思想”的近期发展。该丛书的撰稿人包括尼尔斯·玻尔、玛丽·居里、阿瑟·爱丁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古列尔莫·马可尼、弗里乔夫·内森（Fritjof Nansen）、伯特兰·罗素、莱昂·托洛茨基以及最多产的阿诺德·汤因比。爱因斯坦同意写一篇文章论述“空间-时间”。《爱因斯坦全集》的最新一卷表明，他在约定期限之前将文章寄了出去，并获得了50镑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报酬。该卷还复印了他这篇文章的德文草稿、他与大英百科全书一位编辑的通信以及发表的英译文，该文阐述了广义相对论对我们宇宙观的影响。目前，我们仍然在搜寻决定性的德文和英文手稿。这在科学史上也许仅仅是一个注脚——但这也正是爱因斯坦遗稿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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