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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引领转型 : 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与前景 
定 价：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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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了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如何通过经济转型释放可持续增长潜力，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来自中央相关部委、国家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8个省、市、自治区，来自美国、德国、巴西、印度、土耳其、意大利、比利时、新加坡、泰国、韩国等国的智库代表，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宏观政策选择、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全球增长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解读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发展之路，把握中国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全球高端智囊解读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发展之路 直谏中国改革，凝聚改革智慧 把握中国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潜力，由此引领中国经济结构上一个新台阶， 也将给中国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与幸福感！
序言以行政改革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魏礼群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之中，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震荡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如何促进经济转型，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此时此刻，我们研讨“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增长”的重大课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既及时，又必要。这对于促进新兴经济体经济转型与合作，共同拓展经济发展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型全球治理模式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下面，我简要谈谈对中国行政改革创新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几点看法。 一般说来，当今世界新兴经济国家都面临经济转型、提升经济增长水平的紧迫任务。然而，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一样，各国推进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做法与路径必然也不相同。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转入发展新常态，转型升级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近两年，中国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鲜明特点，是通过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和创新宏观调控，加快市场化进程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向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水平，以实现更高形态、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简政放权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本届政府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提前两年多实现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40多项；中央层面投资核准事项减少76%，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取消；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三证合一”，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企业年检制改为年报制；分四批取消211项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减少三分之一；中央层面取消、停征、减免42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减少企业和个人负担近千亿元。多数省（市、区）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减少40%，有的超过70%。简政放权改革有效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与创造力。新增市场主体呈现“井喷式”增长，近两年多时间，全国新增市场主体2000多万个，201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11万户，新登记的企业中，90%是小微企业，963%是私营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也有较快发展。 第二，在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完善市场监管。 简政放权是要把本属于市场、公众、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交出去，充分尊重它们的权力和发挥它们的应有作用，但放权不等于一放了之，完全撒手不管。简政放权与市场监管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二者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中国政府也着力创新和加强政府监管。国务院确立了“放、管、服结合”的改革思路，强调搞好事中事后监管和优化政府服务。包括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查处经济、金融、财税领域违法行为，努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开展网上服务，推进由“进多个门，办一件事”向“进一个门，办所有事”的服务模式转变。 第三，积极适应新形势，创新宏观调控。 从2013年开始，中国政府积极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一是确立了“区间调控”的宏观调控思路，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使经济增长速度、新增就业、居民收入、消费价格等宏观指标都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上。除了重视对经济“量”的调控外，还重视经济“质”的提升，提出了提质增效、结构优化、绿色发展等一系列综合性的宏观调控目标。二是实施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对可能滑出合理区间的重要影响变量进行预调、微调，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三是创新宏观政策工具。在综合运用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结合、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的结合、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结合、长期政策和短期措施的结合。可以说，中国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 通过深化简政放权和创新宏观调控的一系列举措，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第一，整体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4年同期增长69%，其中，一、二季度都增长7%，三季度增长69%。虽然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落，但经济整体平稳的基本面没有变，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也没有变。在2015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还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10万亿美元经济规模的基础上取得的，是在高基数上的增长，现在每增长1个百分点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相当于10年前的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现在增长1个百分点的绝对量要比过去大很多。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比预期的好。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新增就业1066万人，已超过2015年全年的预期目标。这主要是因为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改革举措的推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情持续高涨。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涨势温和。这些都显示，中国经济转型中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取得新进展。 从供给结构变化看，2015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了84%，占GDP的514%，比2014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从内需结构变化看，201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从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看，国民收入分配继续向居民倾斜。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高于GDP增长速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这些说明，中国经济开始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由依靠过高投资拉动向投资消费协调拉动转变。 第三，创新驱动发展势头良好。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一系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动力、新经济成长迅速。2015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2个百分点。“互联网+”、智能设备、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需求旺盛，新的经济增长点快速形成。 总之，中国政府一手抓简政放权，着力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手抓创新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努力使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共同发力、协调并用。这对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促进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体制改革还处于攻坚期，结构调整正值阵痛期，动力转换仍在过渡期。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创新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为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释放更多的红利、开拓更大的空间。 第一，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增强市场和社会活力。 坚决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为进一步打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空间，国务院决定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国务院已决定第一批取消6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2015年年底前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此类事项，原则上全部取消。同时，要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从2018年起，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管理从自贸区扩展到全国，从外资扩展到内资，将有助于破除束缚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还要加快市场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改革，扩大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把一些重要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固定下来，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以更好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第二，进一步创新和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 要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监管和执法体系，把相关部门的监管事项和规则放到统一的监管平台上，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并动员公众、媒体等参与监督，形成“大监管”合力。要创新监管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大数据监管系统，构建“互联网+”监管模式，实现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要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监管，特别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完善消费市场监管，推动建立服务业监管标准，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第三，进一步创新和加强宏观调控，增强调控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要继续完善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总量和结构调控结合”、“近期和长远调控结合”、“间接调控和直接调控结合”等，及时完善调控政策，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实效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体系改革，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减轻企业发展负担。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和公共产品投资力度，加强公私合作项目（PPP）的落地。货币政策总体保持审慎和稳健，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实施相机调控。要实施更有力的产业政策、国土政策，并使各项政策工具协同发挥作用。要着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鼓励运用高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端产品比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要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和沟通，寻找利益共同点，积极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于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外部环境。在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强与国际宏观调控的协调越来越重要。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不断取得更大的成效。 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与全球所有新兴经济体一样，面临着不少共同的经济发展挑战。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哪一个国家单独能够解决的，不仅需要依靠政府间的全球治理协调和行动机制，还需要加强各国民间组织及智库之间的联系和协调，特别是各新兴经济体智库之间要加强交流与合作。我们期望新兴经济体智库的专家学者能够建立起多样化、常态化的学术交流机制，更多地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中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为改善全球公共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为新兴经济体参与经济全球化并继续分享全球化红利出谋划策、作出贡献！
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的特聘教授。
多年致力于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研究，围绕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在政府转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上述研究领域，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四十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八百余篇，形成研究报告七十余部，提交了大量政策建议报告，在决策和实践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研究奖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序言 以行政改革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魏礼群
总论 “十三五”：经济转型趋势下的改革选择 迟福林 第一编 “十三五”：经济转型的新趋势、新结构、新动力 中国经济宏观态势和转型发展 刘世锦 以转型改革加快“十三五”服务型经济发展 迟福林 2030可持续发展:为经济转型增添动力和空间 张 军 关于“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的四点建议 常修泽 名家观点综述 第二编 新兴经济体：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趋势与经济前景 朗哈默尔 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何佩德 全球增长合作面临新机遇 赵晋平 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郑永年 增长合作的困境与政策协调的挑战 王 森 印度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 文富德 名家观点综述 第三编 “一带一路”：跨区域全球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将使沿线国家受益 郑新立 “一带一路”战略与“大国金融”意识 刘尚希 孟 艳 “一带一路”关键是实现“三个超越” 孙 哲 共建“一带一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徐洪才 徐一览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 谢 地 孔 晓 “一带一路”境内国际物流大通道上的新机遇 李汉卿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海陆经济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 张建中 名家观点综述 第四编 自由贸易区：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 推动“一带一路”与自贸区谈判有机结合 黄 海 以扩大自由贸易为重点的投资合作 迟福林 中国—东盟的互联互通 斯里桑南 中美博弈：国际贸易投资发展新趋势 全 毅 世界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背景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 邓远秀 以建设自贸区为重点深化“一带一路”中欧合作 何冬妮 名家观点综述 第五编 全球经济治理：走向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四个“改” 魏建国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正处在历史关口 迟福林 以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看待全球治理 巴塔查亚 全球治理改革：2016年的新机遇 迪特尔 世界经济平衡发展需要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合作 张蕴岭 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定力 王礼全 大数据时代的全球环境治理改革研究 杜传忠 刘英基
《改革引领转型 ： 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与前景》：
二、稳效益才能稳增长当前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大家都关心“底”在何方。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稍微带点经济学理论含义的解释，叫作“转型再平衡”。 就是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的平衡转向一个将来中高速或者是中速增长的平衡。我们现在还处在转换的过程之中，所以现在还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 1．实现“转型再平衡”的三个条件（1）高投资要触底。这主要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讲。从高投资来讲，现在我们关注的主要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从2014年开始放缓，有人认为是短期的调整，我们认为是历史性的拐点，主要依据就是构成房地产70％左右的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为1200万～1300万套住房，这个峰值在2014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以后，房地产的总量就会收缩，房地产投资的速度下行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从月度来看，最新的房地产投资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们估计这个负增长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什么时候由负转正，到那个点上，房地产投资的“底”基本上就探着了，从需求角度看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点”也就探着了。我们估计这个“点”很有可能在2016年年中左右达到。 （2）减产能要到位。这主要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更为复杂。由于需求的快速回落，但是过去形成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供给调整较慢，出现了供大于求，导致了PPI负增长。更具挑战性的是企业效益的下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速度负增长已经超过1年的时间。这个问题的解决出路就是要大幅度地减产能。我们做过测算，像煤炭、钢铁这些行业过剩产能大概是30％，只有把产能减下去以后，重新实现供求平衡，PPI才能恢复增长，企业盈利才能恢复增长，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地区的财政才能恢复增长。但是现在由于存在体制上、政策上的一些障碍，减产能难度较大。 （3）新动力要形成。这是从未来供给的角度来讲。一是新动力在生产性的服务业领域还有很大空间，但是，再找到如同过去房地产、汽车、钢铁这样能够使经济上一个很大台阶的所谓支柱性产业基本上已不可能。所谓新动力形成，很大程度上还是进行追赶性增长，只是过去我们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追赶转向质量型的增长追赶。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过程转换是比较缓慢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精耕细作。 新动力的另一个方面是创新，这是一场马拉松赛跑。目前出现了“互联网+”这类的创新，多数是替代性的增长。比如说，网购增长很快，但是传统商业增长速度在下降，一些商场已经开始倒闭。所以，综合来看，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的回落快，是快变量，但是减产能、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两个变量比较慢。需求触底可能较快，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进展，企业的效益持续下降，持续一段时间以后，金融风险有可能加快暴露，从而落人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这是今后我们需要着力防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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