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集子算是对我2006 年以来思考的一个小结。
我的思考是从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意义起步的。儒学是什么，并不是一个能够猝然回答的问题。因为自孔子创立儒学，历经两千多年，跨越众多朝代，儒学随着中国人政治和生活的变迁发生了很多次形变，虽可以说万变不离其宗，但非明觉痴心人，这个宗是不易找到的。我们可以说，儒学是一个以夏、商、周三代文教传统为原点而加以总结、传承、反思，并在后世历史进程中生衍、推阐的庞大知识和价值体系，儒学从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生活，但要简要地说出儒学的一二三，却很容易犯张冠李戴或胶柱鼓瑟的错误。现在有不少人批评儒学，很多时候批评的只是历史上某个阶段呈现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儒学，而不是那个数千年来随着中国人的生命活动而不断传承与创新的文化传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逐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理解这种变化，不少人以为非引进或创造新的学统不可。确实，今天中国人的知识和信仰的世界与鸦片战争前后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贸然把这种变化看作更新和替换而不是生衍和推阐，并不能站住脚。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有望重新回到历史上在世界中的地位，从而摆脱近百年来对西方知识的畏惧或仰视，那时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看清百年变化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仍陷于所谓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只看到愿意看到的东西。
传统上，儒学很容易被看作古典学问和一系列伦理及行为教导，它居于庙堂而达于乡野，与基本上属民间状态的道教与佛教差别明显，与进入中国的宗教状态的基督教迥异。一旦庙堂和宗祠崩塌，儒学失去了自己显在的附体，就只剩下一些可以随意抽象的教导，让人觉得可以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从生活中轻巧地抛弃。但儒学不需要像基督教、佛教那样作为人类生活的某类投影而与生活拉开距离，它巽顺人情，贯穿于中国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生活是什么样，它就呈现出什么样，初无定形。儒学家不断地搬出经典，提醒或规训人们要像古人那样行礼和生活。儒学如河堤，生活之河没有了堤坊，失去了流向，就会泛滥四出，终至枯竭。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曾经遭遇很多困顿，但都涉险而过，如今正蓬勃跃进。
正是因为开始对儒学传统的流变及它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做如是观，我才能跳出流行的对于玄学的道学性质看法，把正始玄学看作儒学发展到魏晋，为因应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变局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秩序的需要，而从老庄那里习得一些形式和方法所产生出的儒学发展阶段上的新样态；才能走出所谓官与民、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隔，把居于庙堂之高的儒臣和处于乡野之卑的神明之间跨越千年的隐秘联系隐约找到；才能挣脱自求学以来习得的西方知识和意见的束缚，走出韦伯的迷幛和葛兰言的范囿，尝试调动近代以来的所有知识去理解作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儒教。本书第一编的选文大致体现的就是我的这种从儒学进到儒教的理解广度和深度的变化。
要理解儒教，从祠庙到孔教的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向度。从祠庙到孔教是中国人生活世界自宋明到近代而呈现的一种变化，是儒教形态随中国人生活变化而发生的一种递嬗，也是近代儒家随着儒教变迁而产生的一种践行形式的改良。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教的生活方式就从齐鲁一隅向大一统的中国区域扩展。这种扩展是自上而下不断展开的。首先是上层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儒教化，然后经由循吏、学校、选举和世族门风，儒教向下层渗透。但由于同期道教和佛教的传播及边缘区域原始宗教的遗留，贵族主导的汉唐社会的基层儒教化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唐宋之变下，平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使基层社会的儒教化显得更为迫切，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宋以来，以科举为制度之轴，主要经由理学家的聚宗族和行乡约的践履，中国基层社会开始形成弥散性的儒教化。这种弥散性的儒教化的载体就是祠庙，即宋明以至清朝遍布城乡、融入中国人方方面面生活的以宗祠、义民祠、乡贤祠等为代表的祠堂和奉祀多神的佛寺道观之外的公庙，二者统称为祠庙。在明清地方志中，祠庙被列在寺观之前，撰志者常常引用《礼记·祭义》“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来说明并肯定祠庙。围绕祠庙祭祖祀神赛会，中国基层社会被熔铸成互赡共恤、礼俗相通的多层次的共同体。
晚清以来，这种弥散性的社会教化状况越来越成为中国应对外部世界强大挑战和内部社会各种问题的障碍，迫切需要加以改革。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新一代儒家看到了这种需要，以三代为号召，以孔子改制为武器，倡导并践行孔教。在《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康有为提出：“盖孔子立天下义，立宗族义，而今则纯为国民义，此则礼律不能无少异，所谓时也。”孔教正是适应中国社会联系更加密切、交流更加多元、对外竞争更加激烈、国家主导逐步加大的趋势，适应中国人由伦理人、家族人到国民转变的走向而生的。首先它要超出祠庙所依附的地域社会，所以，在康有为关于孔教的建议中，废祠庙而改为孔子庙或新式学校，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康有为的孔教实践没能结出心想的果实，甚至孔子也被连累而走下神坛。
在本书的第二编，我对祠庙的一个遗存做了考察。考察的样本比较单一，自2009年完成此编初稿以来也没有跟进的研究。不过，我所做的本就不是一个纯粹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研究，而带有更多对于儒教变迁的思考，它不因为实证材料的缺乏而丧失意义。
第三编由我阅读康有为的孔教理论的一篇札记和几篇对康有为以后的与广义孔教相关的人与事的评论构成。
当然，对于从祠庙到孔教的变迁，我的研究和思考还都处于探索的阶段，不少地方还相对粗疏，有待改进。本书问世愿做抛砖，引出对于此问题、对于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意义的更多、更精湛也更具有实践性的佳章力作，是以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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