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_王凯珍，汪流，戴俭慧编_9787040466829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为普通高等学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之一。《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从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及教学的现实需求出发，结合国内外体育社会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对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有关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共10章，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组织概述、体育社会组织概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体育社会组织的政府培育与监督管理、体育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建设、体育社会团体的建设与管理、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建设与管理、体育基金会的建设与管理、草根体育组织的建设与管理、国外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适用于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本科学生及授课教师使用，也可作为社会体育指导从业人员的指导用书。

　　在我国，体育社会组织过去也被称为“体育民间组织”“体育非营利组织”“体育非政府组织”等。这些词语的含义或侧重点，因表述的主体、背景、场合的差异，有时相近，有时则相去甚远。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对这一概念予以确认。目前，“社会组织”一词在我国政策表述、理论研究和媒体报道中日趋活跃，并且有取代其他词语的趋势。当前，在我国各级体育管理部门，“体育社会组织”这一词语已然成为指代西方“体育非政府组织”“体育非营利组织”等组织范畴的主要用语。
　　在中国全面的社会转型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各种类型体育社会组织的兴起。它们不仅包括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体育社会组织，具有独立法人身份的体育社团、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体育基金会，更有公民自发成立、在基层社区以备案形式存在、数量巨大的草根体育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了一个数量极为庞大、类型异常复杂、性质特点各异的体育社会组织网络体系。作为中国体育组织架构的重要支撑和人们参与体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体育社会组织在体育活动的开展、运动技能的传授、健身知识的宣传、体育兴趣的培养与健身习惯的养成等诸多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也应当看到，转型中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关系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复杂交织、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备受洗练的时期。中国体育社会组织成长于社会转型期，必然带有深刻的时代与历史的双重烙印，形成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体育社会组织的中国特色。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完善，专门的社会组织法还未建立，导致对其地位、功能缺乏基本定位，对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和保护不够。政府的管制意识往往大于服务意识，登记注册的门槛过高，政府培育扶持的各项措施没有形成制度化；从体育社会组织自身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的体育社会组织还存在着发育不足、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公信力和服务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作为社会组织应有的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特征还不明显，其形成和发展过程还存在较强的人为性和依赖性。可见，尽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原有体育组织架构已经打破，新的组织架构初见雏形，但无论是政府层面的培育与管理，还是体育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及其良性运行机制的形成，都将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关注的一项重要任务。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
　　（二）亚洲国家非营利组织发展
　　1.日本、韩国非营利组织发展
　　现代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历史比较简单。1896年，日本颁布的《民法》中规定了“公益法人”制度，允许国民成立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开启了现代民间社团的发展历程。其后逐步演变出公益法人、社会福利法人、学校法人、宗教法人、公益信托基金和市民团体等几大类法人，且各自有不同的法律依据和管理制度。日本社会真正开始掀起围绕非营利组织大讨论的是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震后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低，给予非营利组织发挥专业救援、高效工作优势的机会，民众也注意到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
　　1998年3月，议会全票通过了《NPO法》。这部法律降低了“公益法人”的条件，会员只需10人以上，不要求有注册资金和固定办公场所；使用了“以增进不特定多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表述，对“公益性”做出界定；明确了法人要件，将过去的“许可制”改为“认证制”，并对审批期限做出规定……从1998年12月该法律实施至1999年6月，日本各级政府共受理795项申请，只有两项被拒绝。2003年，日本政府修订《NPO法》，继续简化非营利团体登记手续，并授权扩大非营利组织活动领域，由过去的11个领域扩展到17个领域。此后，社团数量大增，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1年，短短3年时间，日本非营利组织激增至50多万个，包括85000个志愿组织，26000个公益法人团体，超过12000个社会福利机构，近70000个商业协会，73000个政治社团或压力团体，以及约184000个宗教性组织。
　　此外，日本还有一个专门的组织类型为其他非营利组织服务，称为“中间支援组织”。他们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各种日常支援活动（如提供场地、信息、文印服务等），围绕非营利组织事业开展的调研活动以及向政界、政府、媒体提供有关非营利组织发展建议等。
　　与日本类似，韩国的非营利组织最初也受到严格的注册限制，直到2000年《非营利私人组织支持法》出台以后，韩国社团才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韩国的非营利组织最早是以政府对立面的形式出现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对峙到相互了解和认识的过程。1997年“金融危机”是社团发展历程中的转折点，在当时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大量企业倒闭、大量民众失业、自杀率迅速上升；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无力解决势若溃堤的所有社会问题，于是，民间的公益组织迅速投入到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当中，而政府也给予公益组织积极鼓励的政策和发展空间，由此催生出大量的非营利组织。
　　2.印度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与中国古代相似，地处南亚的印度在英国殖民之前，社会就存在大量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多数由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教会创办。自18世纪后期英国的殖民统治时代开始，印度的非营利组织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世纪后期至1947年的殖民统治时期。这一阶段印度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本土的社会变革和印度人民的独立自由运动紧密相连，由印度本土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都通过民间社团进行。第二阶段是1947-1975年独立后初期。这一时期由于印巴冲突，促使印度政府强化社会控制，随着1975年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公民结社运动也随之式微。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直接资助非营利组织，并将非营利组织纳入政府规划的项目中，典型的如乡村综合发展项目、全民扫盲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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