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政党与首相：分权如何影响政党的组织和行为_[美] 大卫·J.塞缪尔斯（David J.Samuels），[美] 马修·S.舒格特（Matthew S.Shugart）著；杨潇译_9787509796818

　　这是一部迟来的开创性作品，倾注了两位杰出政治学者的心力。对于总统制和议会制下政党的差异，政治学者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大卫·塞缪尔斯和马修·舒格特填补了文献方面的重要空缺，表明了相对于议会制民主，总统制下的政党会有全然不同的行为和组织方式。他们对量化数据和案例研究的综合运用，取得了富有成效而引人注目的成果。

　　前言和致谢
　　这本书集合了我们两人多年来的思考。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撰写学位论文时，舒格特就开始对总统制民主的“特殊性”及其对立法选举和政党的影响感兴趣。舒格特从利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加上他自己对美国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政治的观察，在这篇学位论文中，舒格特（Shugart，1988）注意到，总统制会同时影响政党的“数量”和政党的“本质”。但是，当他主要关注的是政党数量以及比较总统制的其他一些方面时，对这种“本质”的考察还有待进行。不久后，舒格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系获得教职，他开始考察政党的“党内维度”——选举制度会影响政党的行为和组织，这一点堪比选举制度对政党数量的影响，甚至更为根本。但是，要等到数年之后与塞缪尔斯合作时，他才能够把这两方面的思考——总统制和立法选举制度都会形塑政党——结合起来。
　　199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塞缪尔斯就在卡雷·施特罗姆（Karre Str?m）的文章《比较政党学的行为理论》（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565-98）旁边写下批注：“但是总统制下的政党不是如此行事的。”最后，在2002年的《总统化政党：分权和政党的组织及行为》〔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5(4): 461-83〕一文中，他试图说明总统制下政党实际面临的行为激励类型，读者们在本书第五章中可以找到这些痕迹。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塞缪尔斯发现舒格特发表于1998年的一篇文章——《政党优势和行政优势的逆转关系：政治家的宪政选择理论》（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 1-29）——显然讲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他在2002年的文章中，也是在讲述这件事。按照舒格特的讲述，当政治家能够改写政治游戏规则时，政党组织将会影响行政-立法关系的结构。按照塞缪尔斯的讲述，行政-立法关系的结构会反过来影响政党的组织和行为。塞缪尔斯向舒格特提议，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共同观点，即一直以来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分权与政党组织及行为的关系。
　　几年之后，我们写作了这本书，努力将我们早期作品中的想法以及在研讨班中获得的灵感整合起来。我们想要感谢以下人士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我们的帮助。感谢我们的研究助手：詹森·阿诺德（Jason Arnold）、安德鲁·迪金森（Andrew Dickinson，已逝）、费尔南多·富尔金（Fernando Furquim)、米歇尔·霍格勒（Michelle Hogler)、卡塔莉亚·霍通（Catalina Hotung）、凯文·卢卡斯（Kevin Lucas）、米哈埃拉·米哈伊列斯库（Mihaela Mihailescu）、威尔·穆迪（Will Moody）、根元邦朗（Kuniaki Nemoto）、斯蒂芬妮·佩恩（Stephanie Payne）、马修·罗伯茨（Matthew Roberts）、阿密特·罗恩（Amit Ron）、杰西卡·施罗德（Jessica Schroeder）、凯文·瓦特（Kevin Watt）、金柏莉·瑞丁（Kimberly Wydeen）。感谢以下人士的评论和启发：马修·克利里（Matthew Cleary）、斯科特·德斯泼斯托（Scoot Desposato）、詹姆士·德鲁克曼（James Druckman）、利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珍·甘地（Jen Gandhi）、亨利·哈勒（Henry Hale）、鲁文·哈赞（Reuven Hazan）、格雷琴·赫姆克（Gretchen Helmke）、凯西·霍克斯特勒（Kathy Hochstetler）、粕谷裕子（Yuko Kasuya）、奥弗·肯尼格（Ofer Kenig）、斯科特·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汤姆·朗德（Tom Round）、菲尔·夏夫利（Phil Shively）、乔治·范伯格（Georg Vanberg）、艾丽莎·沃兹娜娅（Alisa Voznaya）、艾瑞克·维贝尔斯（Erik Wibbels）。舒格特在2009年春季主持了“立法和政党组织研讨班”，研讨班成员们的意见为本书提供了助益；同时，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评审也帮助我们强化了若干论点。我们感谢罗伯特·艾尔吉（Robert Elgie）回答了我们关于半总统制和共处的疑问，同时也感谢爱德华多·莱昂尼（Eduardo Leoni）分享了关于巴西唱名表决的数据。由于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塞缪尔斯的资助，我们得以收集地区层面总统选举结果的数据，第五章使用了这些数据。
　　阿伦德·李帕特（Arend Lijphart）、加里·考克斯（Gary Cox）、卡雷·施特罗姆（Kaare Str?m），感谢他们这些年来对我们工作的鼓励和评论。舒格特要向雷恩·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表示特别的感谢，不仅感谢他的评论提高了本书的水准，更要感谢他25年多以来的指导。最后，没有胡安·林茨（Juan Linz）的贡献，比较行政-立法制度的研究领域将不会有如今的复兴，他的知识影响始终贯穿本书。
　　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和加利福尼亚州拉德拉弗鲁塔尔
　　200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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