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碑》，东汉建宁二年（一六九）刻立。前碑（碑阳）又名史晨奏铭，隶书，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碑阴）又名史晨飨孔庙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前八行字略小，后六行字稍大，尾刻有唐天授二年（六九一）马元贞等题名四行。此碑原在山东曲阜孔庙东庑，一九九六年移入孔府西仓汉魏碑刻陈列馆。此册原为孙多巘（陟甫）小墨妙亭旧藏，系明中叶前拓本，为《史晨前碑》传世 *全、*早拓本之一，以前孙多巘、李经畲等人均审定为宋拓。本书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编的《史晨碑/中国*具代表性碑帖临摹范本丛书》，本书选用的是清乾嘉年问

欧阳询主编的《化度寺碑温彦博碑/中国*具代表性碑帖临摹范本丛书》所選用的拓本為嘉慶内府舊藏宋拓本，四行八字。清初為王聞遠所得，後歸上海博物館，是所知拓本中字體姿態比較完好的一種。

《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三年（公元五二二年）正月立，无书写者姓名，碑阳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碑文记载了张猛龙尊孔兴学的事迹。碑阴刻立碑官吏姓名。碑额正书『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三行十二字，此前碑额惯用篆书或隶书，楷书题额在魏碑中才开始出现。碑石在山东曲阜孔庙。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游牧民族淳朴为俗、简易为化的独特文化造就了鲜卑族长期以来不为文字、刻木纪契的传统，汉化的历史始终伴随着北魏王朝的统治。公元三九八年，拓跋定都山西大同东北的平城。

《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碑石立于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崔铉撰碑文，柳公权楷书书写，徐方平篆额。 神策军，唐代禁军的一种，分左右神策军，原为西北的戍边部队，天宝年间，大败吐蕃，威名远播。安史之乱后，调入京师平判，在原西北军的基础上整编为天子禁军，负责保卫京师和护卫宫廷以及行征伐事，为唐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其中左神策军为精锐的部队之一，武宗到军中巡视，宦官仇士良作为左神策军的总指挥，奏请武宗立下此碑以纪圣德。 柳公权，不仅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历经唐多个皇帝，官至太

《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古老的石刻九大镇国之宝·秦石鼓文九大镇国之宝·秦石鼓文文字。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石鼓文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泰山刻石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早的刻石。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刻石四面广狭不等。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泰山刻石》的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

《书谱》是孙过庭于垂拱三年（687）撰写的书论著作，堪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学论著。《书谱》提出了“质以代兴，妍因俗易”的发展观点，对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做了比较公允的评价。对质与妍、骨力与遒媚、平正与险绝、劲速与淹留、燥与润、浓与枯等对立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确立了以“中和为美”为审美原则。《书谱》对书法创作中的“五和五乖”等的论述，揭示了一般的创作规律，这得益于孙过庭是草书大家同时又“博雅有文章”的全面素养。《书谱》提出的“达其性情，形其哀乐”，既是书法创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书法欣赏的最高

篆刻艺术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从中国象形文字发明并摹刻、书写于陶器之上时起，玺印篆刻艺术就开始萌芽。商代以后，通过金文的铸造和甲骨文字的刻写，中国古人进一步掌握了铸、刻、模制等多种方法，为玺印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战国以后，公私印信和节、符、铭等的铸造模制日渐风行，至两汉时期达到高峰，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印章制度，开辟了中国篆刻艺术的全新时代。魏、晋以后，虽然篆刻艺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衰落过程，却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艺术数据。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代官印，为我们研究历代官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

篆刻艺术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从中国象形文字发明并摹刻、书写于陶器之上时起，玺印篆刻艺术就开始萌芽。商代以后，通过金文的铸造和甲骨文字的刻写，中国古人进一步掌握了铸、刻、模制等多种方法，为玺印技术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战国以后，公私印信和节、符、铭等的铸造模制日渐风行，至两汉时期达到高峰，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印章制度，开辟了中国篆刻艺术的全新时代。魏、晋以后，虽然篆刻艺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衰落过程，却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艺术数据。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代官印，为我们研究历代官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