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英语（第四版）（音频版）_何家弘_9787511881557

　　《法律英语（第四版音频版）》为法律英语教学领域的领先之作。自问世以来，广受好评，并被引进到台湾地区。近年来，更相继列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和教育部“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教材。
　　作者结合中国学生的特点和需要，精心编选，准确注译。将英美国家法律制度、法律教育、司法系统以及宪法、刑法、民法、商法等各部门法律的精髓和要义，以22课篇幅悉数展现。
　　实用性强为《法律英语（第四版音频版）》最突出特点。作者将专题讨论、案例分析、模拟谈判、法庭辩论、案情摘要撰写以及法律备忘录撰写等法律实用技能训练项目单独列出，以提高读者的英语表达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
　　《法律英语（第四版音频版）》附有配套音频，助益读者轻松听说读写原汁原味的法律英语。

　　我相信生活中的缘分，但我不知道自己与英语是否有缘。很多年以前，当我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被学校推荐去参加北京外语学校的选拔考试。虽然我没有学过外语，也不知道学外语能有什么用处，但是我觉得能说一种周围的人都听不懂的语言，那将是一件挺 “显摆”的事情。再说，一个学校只推荐三名考生，都是“品学兼优”，那本身就很光彩，于是我很高兴地去了。这个考试主要看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发音模仿能力。从老师的评语来看，我的成绩似乎还很不错。考完之后，我便做起了“外语梦”。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世道变了，我们连中学都不上了，我的“外语梦”也就戛然而止了。然后，我被时代的潮流带到了“北大荒”，干农活，开拖拉机，学外语的事情自然就被淡忘了。不过，我跟连队里的几名朝鲜族“知青”学过一些朝鲜语，能唱朝鲜语的歌曲，还能说几句眼面前的话。当然，那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语。我本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跟外语打交道了，没想到，世道又变了，学英语又成为了“时代的要求”。
　　1979年年初，为准备参加高考，我开始跟着中央电视台学习英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在高考中的英语成绩竟然达到了23分。上大学之后，虽然我的专业是法学，但英语是必修课，我便开始正式学习英语。后来经过两度去美国留学进修，我总算掌握了这门外语，并且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设了“法律英语”课程。经过十多年的教学实践，我估计自己在法律英语教学方面已经达到了“准专业”的水平。此外，我还时常应邀到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的“对话”等节目担任嘉宾，用英语讨论涉及法律的社会问题。因此，法律英语已经成为了我的“半专业”工具。
　　这本《法律英语》教材自1997年出版以来，已经多次重印并两次再版。由于本教材于2007年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教材，所以我决定对本书进行再次修订。本次修订，为了更好地体现教材的内容，增加了副标题——“美国法律制度”，并对内容作了一些补充和更正；同时，为了使本书更便于教师和学生使用，还专门请美国的Casey Kerian先生、Catherine Kroeger女士和Julia Xiary女士朗读课文和听写练习，制成音频材料，附在书后。在这次修订再版过程中，法律出版社的编辑吴昉女士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何家弘
　　2008年初夏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法律英语（第四版音频版）》：
　　再转向贸易条款看一看，史蒂文斯大法官调查了根据休眠的贸易条款对州税收所提出挑战的历史情况。他拒绝接收北达科塔州的辩论理由：完全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一案推翻了贝拉斯·海斯判例。并且解释说贝拉斯·海斯判例只是和完全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案的一些枝节相符合，而贝拉斯·海斯一案需要纳税活动和征税州之间有“实体的联系”。他还解释了正当程序条款所包含的“公正警告”或“通知”的意义、贸易条款所包含的关于国家经济的“结构利益”。通过讨论明显界限原则的法律意义和过去25年内所导致的对贝拉斯·海斯公司一案的信任，史蒂文斯对本案作出了结论。他重新肯定了这一长期存在的原则。他认为既然阻碍议会行动的正当程序已被移去，但议会一直没有改变最高法院在此的判决结果，这就清楚地表明需要推翻贝拉斯，海斯一案。
　　对此案判决部分赞成、部分反对的怀特大法官辩论道：那些属于多数票一方的人应该走得更远，应该给予贝拉斯·海斯一案彻底埋葬，就像它现在应得的那样。第一，他批评了多数票人试图使贝拉斯·海斯案与完全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一案统一，并说最高法院其实在完全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中已否定了贝拉斯·海斯一案的论据。第二，他批评了多数票人。未经调查就做成判决和使用奸诈行为”试图把“实体联系”判例同“最低接触”判例区别开；并还说道，从历史角度对“实体联系”判例回顾表明，事实上它已构成了类似于正当程序的审查标准。第三，他批评了多数票人在当今时代“实质出现经常与一个州可能试图征税的事务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时，”多数票人一方试图为“实质出现的过时概念”而辩护，这是“不合乎逻辑”的。最后，怀特大法官对多数票人为支持其再次重新承认贝拉斯·海斯一案的实质出现原则而提出的一些论据表示了反对。
　　赞成此案判决，但有保留意见的斯卡利亚大法官同意推翻贝拉斯·海斯一案正当程序的基本理由，但是认为对贸易条款的基本理由应该重新确认。然而，他不同意多数票人的重新检查贝拉斯·海斯一案法律意义的决定。斯卡利亚大法官辩论道，在没有根据遵照先例而进一步讨论的情况下，这样就可能会再次确认贝拉斯·海斯判例。他提出这可以运用议会有权改变最高法院判决结果的特殊权力。推翻先例将会使那些依赖“公正、未被废弃的最高法院判决”的人遭受经济困境。
　　被描述为“近十年内最大的税收挑战之一”的奎尔一案，使人们更清楚地知道了最高法院关于州税收方案的拜占庭式法学观点。由于再一次确认了州税收所需要的实质出现要求，最高法院恰当地拒绝了降低关于州税收方案的宪法最低标准，因而遵循了贸易条款背后的历史，原则和经济政策。
　　在州税收领域内的许多混乱根源来自于矛盾的联邦主义理想和自由国家经济之间的紧张关系。换句话讲，最高法院不仅要尊重各州对从其州内获得服务的人征税的权利，而且还必须禁止各州使用这种权力而对州际之间的贸易施加过分的负担。这一冲突构成了奎尔案件的中心辩论主题。根据北达科塔州的辩论，他们认为完全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判例的“实体联系”原则已表明，在征税州和各公司间的联系方面，需要降低“最低接触”的宪法标准，从而给予各州以相对大的征税权力。然而，根据奎尔的辩护，“实体联系”需要提高“实质出现”的宪法标准，从而给予各州以更小的征税权力，这样更有利于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市场。
　　由于最后通过了更为严厉的实质出现原则，而支持了一个自由国家市场的意义，奎尔法庭的判决符合贸易条款的历史。从一开始，贸易条款的意图就是为保护国家市场免受各州权力的压迫。需特别指出的是，1787年联邦制宪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经济。没有它，将会导致联邦的倒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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