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 中国诗歌史上的杜甫
杜甫（712—770），常被称为“诗圣”，定位是历代诗人的最高峰。“诗圣”，意为诗界之圣人，亦即最完美的诗人。此称呼虽然出现于明代以后，但直到现在，视杜甫为古今最杰出诗人之评价依然毫无动摇。
对杜甫的此种高度评价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不仅如此，在杜甫在世以及他死后不久的时代，人们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作为同时代的诗人，杜甫得到的评价远不及李白和王维。现存的几种“唐人选唐诗”——唐代人编纂的唐诗选集——中，都只收录了寥寥几首杜甫的诗。对杜甫的评价是在他去世三百年以后的北宋才开始提高的。至此，杜甫渐渐被奉为集汉魏六朝以来诗歌之大成的诗人，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
杜甫在集过往诗歌之大成、开创卓越诗境的意义上的确是伟大的。然而，在为宋代以来的诗歌开创了全新的可能性的意义上，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换言之，杜甫率先掌握了宋诗的意趣。特别是紧密贴合日常生活、阐述细腻生活感情的宋诗之诗境，有很大一部分都得益于杜甫。可以说，杜甫为后世诗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正因为如此，从后世的角度来看，杜甫的存在比其他任何诗人都显得更为高大。
杜甫比其他诗人更为优秀的另一点理由在于，在杜甫的一生中，他的诗歌经历了不断的变革和成长。一般来说，诗人在习作期过后诗风一旦形成，便往往会持续一生。虽然杜甫三十岁以前的诗并没有流传下来，但现存的杜诗表明，通过人生各个时期的种种经历，他的诗风在不断发生变化。并且，不仅局限于单纯的变化，杜甫各个时期的诗歌都开创了新的诗境，增加了杜诗的魅力。不得不承认，即使是纵观漫长的中国诗歌史，此类诗人亦是十分罕见的。
另外，杜甫被视为“忧愁一生”，常常作为“忧愁的诗人”被探讨。从整体上看，他的诗歌确实带有浓厚的忧愁色彩，然而仅凭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来概括杜诗的话，则明显会对事实产生误认。在杜甫身上可以看到大量与忧愁完全相反的幽默精神。他的情感的振幅大到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只有彻底深入了解杜诗的真实情况后，才能说真正理解了杜甫的文学。
如果把杜甫的诗定位于集唐以前诗歌之大成的话，首先就有必要追溯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来探寻这一定位的内在含义。循着这一线索，我们先来看看杜甫诗与诗型之间的关系吧。
中国的古典诗歌——亦即所谓的汉诗——每一句的字数可能是四字、五字、六字或七字，分别称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言”，此处意为文字。汉语的一个字必然占有一个音节，因此这同时意味着其音节数分别为四、五、六或七。并不是说不存在少于四言的三言或多于七言的八言、九言句，而是这些句子并不会组合在一起形成一首诗，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而已。
最早产生的是以四言为基调的诗——即所谓的四言诗，这就是被认为由孔子编纂的《诗经》三百零五篇。从中文的角度来讲，两个汉字（两个音节）构成一个单元是最自然的形式，所以当然会首先出现○○/○○的节奏。中国的书面语中多见四字句亦是其一种表现。但是，当○○/○○的节奏无止境地重复时，难免会令人感到单调乏味。虽然四言诗在汉魏以后仍然有所创作，但不过是一种旁支的诗型。另外，六言诗的形式虽然存在，但终归只是一种特殊的诗型，作品的数量亦不多。
取代四言诗而迅速兴起的是以○○/○○○为节奏的五言诗。其2+3的节奏上轻下重。从诗歌节奏的角度来说，通过增加一个音节，可以给人带来一种轻快且富有流动性的听觉印象。
一般认为，五言诗作为独立诗篇出现是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初期的五言诗作者不详，以“古诗”之名流传，其中有名的作品则是收录在《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3世纪初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196—220）至三国魏时期，曹操、曹丕父子及其麾下的文人们爱好五言诗，通过这些文人之手，五言诗在内容上变得更加充实。建安的诗人们常常齐聚一堂，使用五言诗这一共通的形式竞相作诗。可以说，五言诗正是通过他们的切磋琢磨被打磨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学形式。
从三国魏开始的六朝时代——或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四百年间，作为抒情诗的五言诗被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诗人们在韵律和对偶等表达技巧上用力钻研，使其逐渐成长为一种稳定的诗型，为其能在唐诗中绽放璀璨花朵而打下坚实基础。到唐诗时代所确立的今体诗（定型诗）和古体诗（非定型诗）诗型的母体，正是在六朝时代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酝酿出来的。
有意识地在诗歌韵律方面下工夫的行为始于3世纪末的诗人陆机（261—303）。而到了5世纪末的南齐时代，汉语语音内在的声调作为“四声”开始被人们认知。四声，指平、上、去、入四个声调（tone），当时的诗人开始尝试将四声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组合，从而使诗歌的韵律更为和谐舒畅。沈约（441—513）和谢朓（464—499）为其先驱。按照沈约的说法，四种声调的组合应当遵从“若前有浮声（轻音），则后须切响（重音）。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的规则。
“四声八病”说使沈约的主张更为具体化。“八病”，指的是在进行声调组合时不可触犯的八种禁忌（空海编纂的《文镜秘府论》中有其详细说明）。“八病”是极为烦琐的规则，存在着过分拘泥于形式层面的制约而易使诗歌内容空洞的弊害。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四声分为平声（轻音）和总称其他三声的仄声（重音）之观念渐被接受，至唐代，将其运用在诗歌创作中的今体诗之诗型开始崭露头角。可以说，唐诗正是伴随着此四声论的确立才得以绽放出璀璨花朵的。
七言诗的出现晚于五言诗，始于六朝后期。它是在五言句前加上两个字形成○○/○○/○○○的句式，与五言诗相反，形成了一个前重后轻的节奏。七言诗特色在于，它有着比五言诗更为平滑且富有流动感的音效。七言诗到了唐代亦实现了飞速的成长，与五言诗一起作为两大主流形式得以确立。可以说，此后的中国诗歌史就是由五言诗和七言诗构成的。
今体诗（亦称近体诗）包括由八句构成的律诗（甚至有由十句以上句子构成的排律）和由四句构成的绝句。六朝以来，以宫廷和贵族的沙龙为中心，作为即兴的寄托情感的诗型逐渐成形，至唐代，五言和七言均作为独立的诗型得以确立。另外，古体诗随着今体诗的成型而增添了其独特的可能性，充分运用其在韵律等形式上的制约较少之特点，自由融入思想和情感，开拓了与以往的古体诗所不同的新领域。富有即兴式抒情性的今体诗和拥有出色描写能力的古体诗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形成了丰富的唐诗世界。
以上是对中国的诗型确立之前的历史的一个粗略概观。若将唐代成立的诗型分类进行图示的话，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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