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我在大学的第二年行将结束。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艰难地走回宿舍，途中经过学院布告栏。
我的目光落在一张明黄色的A4纸上，纸上有大写字母标题：盖拉德·拉普斯利（GAILLARD LAPSLEY）旅行奖学金。那一周我过得不太愉快。当时21岁的我囊中羞涩，倦于考前复习，而且已经开始渴望假期。我停步近前一看，发现那是关于基金的通告。该基金是为纪念一位刚辞世的历史教师而设立的，旨在资助本学院中世纪历史学者做研究旅行。而据我所知，学院里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寥寥无几。
我径直去了图书馆，找到一本大四开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The Times Atlas of World History），迅速浏览，看看怎样才能规划一段长、费力耗时的旅程。我想，行程越长，我能申请的经费应该就越多。
一个小时后，我已经打印出一份探险申请，称自己打算重走儿时偶像马可·波罗那条起自耶路撒冷终于蒙古忽必烈汗的仙那度的远征路线。仙那度这个地名能引人浮想联翩，因此我对这份申请信心满满。但我近碰巧看到一篇文章，称连接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喀喇昆仑公路刚刚对游客开放。这意味着自从十年前苏联切断了马可·波罗的陆上路线以来，从技术上说，这是首次有可能重拾他的足迹。我把申请投入老师的信箱里就回去复习，把它抛在脑后。
一个月后，当我结束后一门年终考试回到宿舍时，我发现有人把一只饰有浮凸图案的信封从门缝里塞了进来。信封中有一纸短函和一张支票，票面金额相当慷慨七百英镑。这是我收到过的金额的支票。无比兴奋之余，我也有了不祥的预感，因为我发现自己面前是漫长而危险的旅程，要穿越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世界。更糟糕的是，我刚刚被女朋友甩掉，而我原计划要同她一起上路。
虽说没能开个好头，但接下来的探险仍然是我经历过的令人兴奋的一次。如今我已在路上跋涉半生，但我经历的一切都不如那次耗时三个月、长达六千英里的旅程刺激。当年我时而步行，时而搭车，时而乘大巴，横穿了整片亚洲大陆。确切地说，它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之前已去过印度。那是前一年夏天，我沿着十字军次东征的路线从苏格兰搭便车到耶路撒冷。我对英国作家的游记涉猎较广，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帕特里克·利·弗莫尔（Patrick Leigh Fermor）都是当时我的文学偶像，其中尤以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 为。我对他们顶礼膜拜，虔诚地俯伏在他们的祭坛下。现在我决心要写自己的游记。从旅行的天早上抵达耶路撒冷时，我就开始详细做笔记，以期写一本书，以现代人的身份致敬罗伯特·拜伦的《前往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它是我的心头好，我经常阅读它，甚至能将其中大段文字默记于心。
这次探险结出的果实就是您面前的这本书《仙那度：追寻马可·波罗的脚步》（简称《仙那度》）。这本书于25年前的1989年首次出版，当时反响不错。1980年代初，人们开始对小说失望，而游记似乎成为小说之外的一种严肃选择。作者仍然可以使用小说技巧塑造人物、遴选并调整经历以营造一系列场景和固定套路，安排人物行动使叙事具体并推动情节发展，但这次作者笔下的内容是真实的。此外，与大多数虚构文学作品不同的是，游记很畅销。
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火车大巴扎》（The Great Railway Bazaar）一书销量达150万册，成功地为游记写作再次注入蓬勃活力。游记曾风靡一时，但二战后欧洲的帝国崩溃，它也逐渐衰落。该书的成功激励布鲁斯·查特文放弃记者工作，前往南美并写出了《巴塔哥尼亚高原上》（In Patagonia）。该书于1977年出版，同年利·弗莫尔创作了《馈赠的时光》（A Time of Gifts）。1984年，游记写作达到高峰，当时格兰塔出版社（Granta）发行了著名的《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专刊。杂志编辑比尔·布福德（Bill Buford）写道：旅行写作正在复兴，从经典游记再版和数量惊人的新秀游记作家不断涌现上就能看出这一点。自1930年代以来，旅行写作从未如此流行或如此重要。
所以《仙那度》可谓躬逢其盛。借此东风，本书为大众慷慨接纳且获评甚佳，立即成为畅销书，还获了奖。这让我首次想到以写作为生。尽管如此，我对它的感情一直说不清、道不明。
因为《仙那度》通篇记录的是某个年轻幼稚、夜郎自大的英国大学生的观感、偏见和激情。事实上，二十一岁的我傲慢、自矜且自信，总是毫不犹豫地给某个国家贴上标签，速度快到令人难堪，在此之前都不会费心斟酌一下。现在的我多少不太赞成当时的我，觉得那个小伙子就像一个自视甚高却魅力十足的亲密晚辈你无法完全与他断绝关系，但又想狠狠地扇他一巴掌，或者至少想办法让他清醒清醒，这都是为了他好。
然而，这本书承载了许多美好回忆。那是我一生中快乐的时期之一：每天都有冒险，每天都有发现，每天都有对事物真谛的感悟。而这些赏心乐事都被它一一拣选，打包封存。现在，我在五十岁生日的前夕重读它，重拾那些已被尘封于记忆角落里的地方和冒险，更令人愉快的是，我能找回当年那种纯粹的陶醉感。那个时候，时间仿佛无尽的长河流淌；那个时候，作业截止日期、责任和承诺都不见踪影； 那个时候，青春的肌体充溢活力，而年轻人的乐观如阳光闪耀； 那个时候，你想要的不过是经历，而全世界如同一张地图在面前徐徐展开，等你迈出步。
伟大的瑞士游记作家尼古拉斯·布维尔（Nicolas Bouvier）写道，人在旅途，乏味的日常环境会被层层剥去，就像剥开包装纸一样，会让你陷入窘境，但同时也会使你更好奇，直觉更敏锐，更易一见钟情……你从旅行中获得的，会比你想要的还多。很快，它就会证明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你以为自己是旅行的主角，但很快旅行就会重塑你，或把你打回原形。
无论改变是好是坏，《仙那度》都改变了我。我现在仍同为柯林斯出版社买下该书版权的编辑迈克尔·菲什维克（Michael Fishwick）合作：迄今为止我们合作了八本关于中东、南亚和中亚的书，而通往中亚的大门正是1986年的那次旅行为我打开的。在它出版后不久，我娶了我可爱的室友。尽管她当时正忙于准备期末考试，但还是为我编辑了大部分手稿。我们一起搬到了德里。她想画画；我则着手创作后来的《精灵之城》（City of Djinns）。三十年后，我们仍住在德里，膝下有三个孩子。我们的长女现在读大学，正雄心勃勃地为自己规划环球旅行。
那两位陪我在漫漫长路上吃了不少苦头的旅伴仿佛就在我眼前。路易莎现在是技术娴熟的图片修复师，嫁给了一个非常英俊富有的年轻人，住在海伊小镇（Hay on Wye）以南的英格兰-威尔士交界地区。劳拉毫不意外地跻身英国成功、令人敬畏的女商人之列，不时在媒体上露面，还在商场中征服过几座令人目眩的高峰。
我们当年一同游历过的不少国家就没那么幸运了。好客的叙利亚正在内战和伊斯兰国治下的混乱局势中苦苦挣扎；一度狂野却迷人的巴基斯坦现如今面临更多安全、经济问题。而曾经到处是自行车、中山装的中国已经成为新生的超级经济体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真是沧海桑田啊。
旅行写作也变了。如果说过去的游记着重记录所到之处，即填补地图空白，描述少有人见的偏远地区的话，那么在21世纪好的游记中，主角几乎都是人。它们探索潜伏在全球化表象下的离奇多样性。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对此做了令人难忘的评论：旧时代的游客暴躁地抱怨：旅游已死，无论在这个世界上走多远，感觉不过是一次郊区远足。他们大错特错。他们被所有琐屑之物间的相似之处蒙蔽，却忽略了所有重要事物间的基本差异。
持这种信念的人不止拉班一个。科林·萨布伦（Colin Thubron）也许是1980年代受尊敬的旅行作家，他仍笔耕不辍。他也很清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文体。他近告诉我：世上有很多人迹罕至之地，人们对它们仍有很多误解想想伊朗吧。优秀的旅行作家可以为你描绘日常生活的来龙去脉，或概述人类生存状态，而这些鲜少能被学术写作、新闻或其他学科触及。尽管我们有互联网、谷歌地图和通信革命，但这些仍不能替代游记。
《仙那度》描写的世界中的许多东西已离我们远去。看到自己的回忆慢慢变成史料，心中会充溢慈父般的欣悦之情。虽说在这本年少轻狂之作中，叙述者流露出极度优越感，偶尔还会直率地发表某些愚蠢观点，但我仍为它感到非常自豪。毕竟它是我旅程的起点。重读这些栩栩如生的描述，我的心头涌上强烈的怀旧之情，同时希望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这些文字仍能保留某些趣味，就像来自时空中某段逝去时光的漂流瓶被人打捞上岸，重新开启。
威廉·达尔林普尔
2016年8月26日于新德里米拉·辛格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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