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读者想要阅读引进版的中国史著作? 为何他们想要翻译一本关于宋朝中国政体行政知识生产与使用的英文历史著作? 当我坐下来为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我自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历时五年研究并完成本书)中译本写序的时候,这些问题就浮现在我面前。我在下文中给出了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中国读者会想继续阅读本书。首先,局外人的视角可以帮助人们发现貌似熟悉的历史的基本方面;其次,这种看似陌生的历史研究方法,可能会阴差阳错地导致人们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的本土传统和非本土传统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似性(以及差异),从而得出对前者和后者更深层次上理解的结论。
根据我从华人同事和学生那里得到的信息(他们对关于本书的演讲、草章以及后来本书的英文版给出反馈),这个问题乍听之下很不寻常,甚至令人费解.为什么本书要探究政治知识的社会生产? 为何要叙述人们如何在各种各样的文本和图表体裁中共享并改编行政知识? 为什么要分析有关宋朝廷和宋帝国文本嵌入其中的沟通网络? 以及为什么要特别注意那些出版、交流时事、档案知识、地理知识和军事知识的各种媒体?
我们如何撰写历史,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学术共同体中的史学语境,这些学术共同体中培养出来的学术价值观,以及我们学术生涯所在的阶段(如果我们是在学术语境下写作的话);当然,还有我们所处的更大范围的国家和国际环境.对于当前在中国得到训练的史学工作者或感兴趣的中国读者,以及在比利时长大,曾在美国、日本、中国、英国和荷兰接受过训练和工作的中国史学者来说,这些都是不同的。我们阅读的文本,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对史料诠释与书写的方式,都是挑来选去的对象。对于一位对思想史和政治史感兴趣的欧洲史学工作者来说,宋史的核心原始史料之所以有趣,不仅因为它们讲述了关于政治角色和事件的故事,它们的存在、结构和组织、流通,以及在其他史料中引用这些史料与引用史料的方式也需要得到解释。从局外人的角度或全球中世纪史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些事情在行之有效的中国政治史和制度史上被视作理所当然。政书、地理文本、军事文本和档案文本的早熟生产、印刷和二次讨论是引人注意且值得人们记录的。我们需要解释它们的存在,而它们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影响,也值得我们探讨.早期现代欧洲旅行者,当他们次接触到中国丰富的行政和历史传统时,已经格外强调中国行政知识异常丰富的资料以及士人参与其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因此,局外人的观点可能会突出一些根本上很重要的东西,一些已经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对局内人来说,它们不会引人注意,或者显得过于不言而喻,因此不值得进行历史分析。 然而,那些以其所书写的传统为本土的历史学家与非本土的历史实践者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对中西方历史趋势进行更大规模的比较,我一直持相当怀疑的态度,我认为这些比较往往是基于文明差异的假设,而不是对特定领域、知识传统和国家学术语境以及迟自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国际和跨文化联系下不同学术流派的认真理解。近年来,人们对宋代政治文化的研究,是学术传统交叉的一个绝佳例证。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更详细解释的那样,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学者,将学术注意力转向官方文件的传递、政府命令的传达以及地方和中央信息的收集和交流上。关于这些主题的连续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带来了关于中国政治史的史学的重大转变。正如邓小南著作中精准且极具挑战性的阐述那样,这种新政治史是一种自觉的转变,它摆脱了早期政治史上主要侧重于制度史(产生了对一般中央和区域政体以及司法、财政,军事、调查、档案和下级官僚机构的详尽研究)、君臣,以及重大事件叙述的学术研究.新的活的政治史关注社会、政治和制度进程(王朝以及跨越王朝);强调个人、集体和机构之间的关系与张力;强调政治产生的网络与场域;以及对制度发展和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包括礼、话语、政治理论书写以及个别政治家的意愿和话语。信息的披露和控制,以及特定行动者获得并利用信息的渠道已成为分析的出发点;个别文件已变成问题,成为对多重能动性进行分析的个案,而不是那些对机构及其在帝国专制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进行冗长描述的不言自明的证据。这项学术研究初侧重于官僚内部的沟通交流,但也导致了在地方支持者中皇帝命令与地方政府决定的沟通方
面的开创性工作,以及１１１２世纪以来各种地方中介机构的兴起。在这些趋势中,我发现了跨越东亚和欧洲政治交流语言史中潜在的方法论兴趣的相似性。
自本书初版以来,除了前文强调的关于政治交流的中国学术之外,主要在两个方向上有了重要的进一步发展:关于宋朝中国政体的性质和民族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我在本书后几章中所谈到的数字历史。如果我重写本书,我可能会更明确地评论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起源于宋朝的论点,也许会在本书的后一章中更明确地提到近关于民族话语的成果。现在,我要向读者推荐两篇书评,在这两篇书评中,我阐述了为什么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更好地把宋朝政体想象成一个帝国(empire),而不是一个民族(nation)或一个民族国家(nationＧstate)。
关于宋代笔记作者从何处获取信息,以及他们所报道的那些信息的社会背景和地理背景的问题,促使我探索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实证调查和历史分析的新方法。我们在本书中开始的工作可以在线检查并被重复使用,这导致我们开发了文本分析和阅读平台 MARKUS。在过去十年里,数字历史发展迅速,并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今天这样做的话,我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展示或发表我们在本书中所进行的尝试。但这也是我们从本书中学习到的教训,并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读者们也能从中吸取教训:愿意承担精心构思的风险,以改进人类历史实践和享受的多样性,并愿意跨越语言的边界进行学习与合作。后,我要特别感谢出版社和译者.翻译是一门难度很大的艺术,人们需要做出许多艰难的决定,鸠摩罗什和慧远对此非常清楚。翻译,尤其是专门的历史研究的翻译,终总是一项得不偿失的工作.然而,我还是要特别感谢刘云军,因为他创作出了一部精彩的翻译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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