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_焦堃著_9787101153552

本书以《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为题，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晚明阳明心学流行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派中人的政治理念和活动。主要采用历史学的实证方法，对前人提出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辩驳。如针对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转向觉民行道的看法，认为王阳明的弟子群体以地方上的中下层士人，具体来说则是举人、生员为主，因而王阳明的传道路线应当归结为觉士行道。而在政治上，王阳明顿悟之后也并未放弃对朝廷局势的关心。大礼议之际，王阳明曾向其在朝的弟子表明自己的立场，并试图通过这些弟子来对政局加以引导。其讲学传道之际着眼于中下层士人之培植，也正是出于对这些弟子将来入仕之后能够挽救政治之颓势的期待。而心学所针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士大夫阶层自身之弊病。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此种弊病之明显的归结，便是内阁之专权植党、排斥异己。阳明学派自阳明起便提倡士大夫分权共治的精神，其后学亦承袭了此种理念。自嘉靖以后，学派中人或抵制内阁而屡遭打击，或入主内阁而兴盛一时。进入万历后，由阁部之争而招致党争大炽，学派中虽有稍向内阁靠拢者，但终亦不能为阁中之党魁所容，余者则渐为反内阁的新生力量东林派所吸收。

序
我和焦堃小友迄未谋面，只是因为一个时代、一个人物，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个时代就是明代，这个人物就是王阳明。
焦堃毕业于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后负笈东渡，经过八年的学习，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焦堃自陈，对王阳明的兴趣产生于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持续到今，可谓十年一剑，虽然年轻，却可以说是研究王阳明及其学说的资深学者了。这部由博士论文拓展、由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的《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正是他十年来磨的这一剑。
四十年前，我撰写的硕士论文，是关于明代内阁的研究，这也是我步入明代史研究的篇习作，后来以《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为题，发表在中华书局《文史》第33辑（1990年）。近发表的两篇文章，都与王阳明、与王学相关，一篇为《亲民：王学要义所在》（《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8日第14版），一篇为《盖棺未必论定：王阳明评价中的庙堂和舆论》（《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近出版的一部著作是《王阳明：心学的力量》（商务印书馆，2019年）。所以，读到焦堃小友的《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有一种亲切感、一种好奇心，在青年学者看来，阳明心学是什么样的学说？明代内阁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二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历史学者习惯于将所讨论的人和事安放在其生存的时代，用近比较时髦的说法，是将其安放在历史的现场。正是由于这个习惯，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西方不同，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是在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过程中，提出自己济世安民的思想和主张并努力践行之。他们的思想和主张，首先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用来完成自己所谓的学说的。由于有这种一直以来的认识，使我和焦堃之间产生了共鸣：所谓思想家哲学家等称谓，皆系现代人加之于王阳明等人头上，古人原无此类标签。以此等现代的概念套用在古人身上，再去对其加以理解，这种做法实属西人所谓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研究过去的人物，首先需要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不可一概从理论和概念上的预设出发，否则很容易有毫厘千里之失。
无论是对朱学的批评，还是对陆学的继承，无论是对程朱将《礼记》中的亲民望文生义解释为新民的公开挑战，还是直言此心在物则为理对心即理的推进，特别是在经历百死千难后揭示出致良知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一生精神，都是在长时期的左右彷徨、上下求索中体悟的，都是身体力行在事上磨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只是和西方同时代的学者进行所谓比较研究实则为比附研究，是进入不了王阳明及王学的，用王阳明的话，必然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
焦堃不讳言自己是余英时新儒学论的服膺者，并且自认为延续了余英时先生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思路。而余英时关于宋以降士大夫阶层政治担当的意识和实践的描述，我也认为至少揭示了这一群体的部分特征。我在多种场合指出，无论是被王阳明批评的程朱，还是被王阳明继承的陆九渊，特别是王阳明本人，都具有这种政治担当的意识和实践。这种意识和实践，正是先儒修齐治平的体现，也是儒家学说深入人心、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2018年初，因为《千古一人王阳明》的出版，《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对我进行了一次专题采访，采访稿发表时的标题是：无论穷达，皆有兼济天下之心。我认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时代，思想家兼政治家的王阳明对思想家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情怀的继承和推进。
通过细致的考察，焦堃在《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中揭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尽管阳明弟子及再传弟子中有大量的官员，但入门弟子仍然以各地生员、举人为主。焦堃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带有个案性的发现，实则揭示了一个普遍性现象：一种新思想、新主张的提出，总是首先在社会的中下层得到传播、响应和共鸣，而上层则自觉与不自觉地对这种思想、主张进行压制和打击。这并不是人们的有意为之，而是存在决定意识。事实上，无论是李东阳时代的内阁，还是杨廷和时代的内阁，或者费宏、杨一清及张居正时代的内阁，王阳明及阳明学都是受压制的。但是，压制王阳明及阳明学的，不仅仅是内阁，更有嘉靖皇帝。而且，整个清朝，王阳明及阳明学也是不受待见的。我在《盖棺未必论定：王阳明评价中的庙堂和舆论》一文中说到一个观点，也是一个事实：王学对于统治者来说，其实是柄双刃剑。王阳明及其学说，是明代一百年前后社会多元化的产物，也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进程；王学对朱学的批判精神，对于任何权威都是一种挑战。所以，在整个清朝，虽然对王阳明的盖棺定论评价甚高，但从稳固统治的角度考虑，却是压制王学而尊崇朱学。王阳明及阳明学是明代社会多元化的产物，同时又推进明代社会的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与当时的权威、与当时主流思想的朱学格格不入。倒不一定是内阁，王阳明和阳明学是挑战一切权威的。但是，王阳明的影响力并不只是在立言，更在立功和立德。如果没有王阳明的事功、王阳明的气节，就不可能有传遍天下的阳明学。王阳明的伟大，是把陆九渊的心即理改造为实学、行动之学，真知即所以为行，心在物上，理在心上，此心在物则为理。尤其是，虽然将致良知视为自己一生精神，却明确指出，如果只是致良知，那还只是佛家的学说，只有既致良知又亲民，那才是孔子的学说，才是真正的圣学。
作为一位青年史学者，焦堃在《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中，表现出比较扎实的史料功夫和比较强劲的研究潜力，为明代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他所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带有普遍意义。比如，焦堃认为，王阳明及王门弟子之受到内阁的压制，或者说王阳明及阳明学对内阁的权威形成挑战，是因为内阁的集权：王阳明本人及其相当多的弟子乃是极为坚定的反内阁集权、主张分掌职事的一派，这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事实是，不仅仅是王学，包括朱学、陆学，乃至孔孟之学，从本质上说，都是挑战权威的，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开放的产物，孔子的讲学，孟子的讲学，朱、陆及王阳明的讲学，他们追求的是道、是理，为了这种追求，他们不屈从于任何权威。所以，朱熹死后，朱学被斥为伪学；王阳明死后，王学被斥为邪说。孔子在传播学说的过程中，也不断遭受非议和打击，致使居无定所，被讥讽为丧家之犬。但无论什么样的处境、不管遭遇什么挫折和屈辱，他们都在锲而不舍地追求道、追求理，他们不是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自身良知之是非为是非，并且把自己的体悟传播给大众。正因为此，才有孔孟，才有程朱，才有陆王，才有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才有延绵不断的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正是经过他们总结和揭示，并从他们的追求中体现出来。
作为一位青年史学者，焦堃学习和研究的道路还很长，需要关注更多的问题，需要有更加丰富的人生，需要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对历史进行审视。我热切地希望，焦堃在《阳明心学与明代内阁政治》的基础上，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方志远
2021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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