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始于先秦，终于晚清，历史悠久，作家众多，作品丰富，体类完备。20世纪的中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体呈现以下态势：上半个世纪，大家辈出，开启现代学术，筚路蓝缕，硕果累累；下半个世纪，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后，群星灿烂，局面繁盛，成果丰硕。全面而系统地著录这一百年间积累下的大量宝贵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献资料，对于中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后来者全面了解、借鉴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从而推进中国文学研究工作，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目前国内外已经发表、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著录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献资料方面的目录、索引类文章或图书（含数据库）。专题性或地域性的著述，多著录得较为完善，如林玫仪主编《词学论著总目（19011992）》，日本樽本照雄编《日本清末小说研究文献目录》，邝健行、吴淑钿编《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目录》。综合性的著述往往受限于时地等客观因素，或仅著录论文，或仅著录图书，或仅著录某一时段、某一群体的研究成果，或仅摘要著录，或滥收鉴赏类图书中的条目，或缺少论文集以及以书代刊类刊物中的数据，或未著录六七十年代以前的数据等等。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献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广泛深入收罗发表在中外各种报纸杂志、学报纪要、论文集等出版物中的各种学术层次的论文、译文、评介等，以及已经出版的各种学术层次的图书，同时注意吸收前贤时彦的目录索引类文章、图书、资料卡片、数据库等成果（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是《总目》中文部分的基础），取长补短，尽可能为学界提供一种全面著录20世纪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专业的、集成的目录著作。
在著录体例方面，《总目》正文采用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简目体式著录各资料条目，其长处在于部次甲乙辨章学术，方便使用者翻览各类目下的研究成果；而其短处在于面对数量巨大的资料条目时，容易令编者、使用者都陷入藤缠树绕的琐细类目而费时费力的窘境之中。源于西学的索引体式虽无简目体式之长处，但面对数量巨大的资料条目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短处，让使用者可以通过篇名或撰著者名检索，提高快速找到所需资料的概率，因而《总目》各卷后皆编制有篇名笔画索引著者笔画索引。《总目》的具体做法，详见凡例。
恩师章培恒先生一直很重视文献目录的建设工作。他在2002年写给复旦大学校领导的报告中指出：人文学科的目录、索引工作，在我国长期遭到忽视，这是我国人文学科研究的重大缺陷之一。在此之前，他早已亲自组织与指导了《总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此后也尽可能地给予关心与支持。2011年陈广宏、郑利华两位先生主持古籍所工作后，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帮助。2012年，以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献总目之目获在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在英文卷资料搜集期间，曾获得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经费支持。2017年，所领导又给予上海高校高峰高原重点学科建设经费的有力支持。
从2014年起，邀请杜怡顺、杨婧、曹鑫三位博士，参加《总目》中英文各卷的编纂成稿工作。
在中文各卷资料搜集整理及编制数据库初期，郑利华、黄毅、朱邦薇、查屏球等先生曾先后或长或短地参加过有关工作。孙麒、吴冠文、张桂丽、雍琦、葛春蕃、梁春胜、杜怡顺、杨婧、曹鑫、杨月英、黄尽穗、贺诗菁等君曾先后以助教或助管身份参加过资料搜集、文字校对等工作。
2001年笔者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访学，2005年又赴日本关西大学访学，此间基本完成了日文卷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在此期间，庆应义塾大学冈晴夫、高桥智先生，关西大学井上泰山先生等，对笔者多有支持与帮助。
在日文卷的资料搜集整理、篇名翻译期间，洪伟民先生、赵善嘉先生及其夫人分别承担了大部分论文篇名的翻译工作，西川芳树、林辰达、黄尽穗等君参加了部分资料的补充、校对等工作。
罗开云教授于2007年8月至2008年7月应邀来古籍所参加了英文卷的审订工作，颜庆余君在读博期间也曾以助教身份参加过该编资料的搜集工作。
在《总目》成稿出版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吴平先生热心相助，给予了宝贵支持。
如此大部头工具性图书的出版是一大难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领导和编审宋志英、廖生训两位主任以其为中国文化建设而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和专业眼光，慷慨接受了《总目》的出版，并在审稿、定稿期间给予了许多具体而宝贵的指导意见。编辑张慧霞、张珂卿、潘竹等也为《总目》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助益良多。
借《总目》出版之际，谨向上述方方面面给予支持帮助的师友致以诚挚谢忱！亦谨向本《总目》采录了其成果的前贤时彦致以诚挚谢忱！
《总目》的编纂经多年努力，其间甘苦不足为外人道，而挂一漏万，势必难免。限于学力、人力，法、德、俄、意等语种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资料条目，亦不敢轻易阑入。有机会为学界贡献绵薄，幸矣！诚祈方家不吝赐教！
钱振民
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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