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化过程对于非欧洲地区的人民来说，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客观上似乎都是以向西方转型的特征进行着。面对这种强烈的冲击，中国人自清末以来一直在寻找前进的道路，而认识西方、反观中国，以及进而探寻彼此间的会通则成为学术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其中，作为中西交通的一段故事，晚明前清的天主教东传及其挟带着的西学东渐，成为一面观照和梳理这一问题的历史镜子。
这段故事，本质上是由欧洲的天主教传教活动所引起的，但我们却标以西学而论之，这是因为：一方面，虽然传教士的宗旨是要向中华帝国传播天主的福音，但客观上传入的却不只限于基督教（由于本稿关注的对象是确定的，故我们没有在用语上区分基督教与天主教），而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尽管这西学并不完整；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人也没有清楚地对传入的新东西作出宗教与世俗的区分，天学、天教、西学这样的名词成为人们指陈传入的新文化通用的术语。至于我们对这一历史的考察限于晚明，则是因为西学东渐固然是兼跨了明清两朝，但作为接受一方的中国，由于明清的易位，已致使思想的演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不宜将西学在明与清的情况混为一谈。而此处所谓的晚明，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讲的，主要是指王阳明以后的时代。
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没有像晚清那样是在一片硝烟中进行的，这诚然使得后世中国学者可以摆脱情感上的屈辱而进行客观的认识，但在我们看来，选择晚明的这段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还有学理上的原因。作为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截然不同的中西文明，当历史的因缘使它们在16世纪末相遇时，彼此都处在发展的同一水平线上，尤其是耶稣会士们所代表的尚不是已开始兴起的欧洲近代文明。因此，相近的历史发展阶段使得中西文化具有极大的可比性。
从我们的研究对象出发，首先产生的问题就是：天主教神父们究竟想给中国带来什么？以及事实上带来了什么？而由此问题自然会引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社会究竟需要什么？中国人对于自己的需要是否有明确的自觉？显然，这一跨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是发生在彼此之间的事情，因此必然会引发出进一步的问题：双方的愿望在多大程度上是吻合的？如果不吻合，又怎么办？回答这些问题，便是本书的目的。而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分析与讨论这一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思想，便成为必须做的工作。当然，回答上述的问题，切入点有多种，我们所选择的是，从晚明思想的演进来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并进而回答上述的问题。
如果说思想史的主题是探讨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的意识反应，而哲学史的主题是分析呈现于这一过程中的思想本身以及思想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上述所要做的工作既属于思想史的研究，又属于哲学史的研究。其中，哲学史的研究构成了我们研究的具体问题，而这些问题又被置于思想史的研究中加以处理。换言之，本稿在方法上是取以哲学问题为主的专题研究，但专题的研究并没有与历史的过程相脱离。
因此，本稿在结构上，首先是通过对晚明思想的梳理，指出了晚明思想有待推进的问题（章）；继而是考察西学的传入，以及分析由此传入在思想层面上所展开的基本内容（第二、四、六章）；后是讨论晚明学者如何基于自身的问题的解决，来理解与处理西学（第三、五、七章）。由于西学在晚明的传播存在着一个因时间上的延续与空间上的拓展而带来的中土人士认识上的深化的问题，故我们在结构上没有将传播方与接受方截然放在两部分中作集中讨论。根据西学在传播中客观存在着的前后期，并结合其传播中对道德与科技的工具性使用，以及在思想层面上所呈现出的基督教天主观、灵魂观与修习观，我们有意识地分而论之；自然，中土人士的回应同样是作相应的展开。总之，思想的演进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展开的，我们不希望这种客观的结合被人为地分开。
四百年前的晚明思想，因人世之嬗变而至异，更有中西异质思想的对话渗入其中，陷身其局者，各就彼此所是非者而言之，至明亡亦未了。面对先贤留存的著述，我虽细玩深思，冀能想见其人，想见其世，然质钝而工不足，于心喻其情志处，自觉欠缺，诚祈前辈与时贤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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