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是现存的继《汉书艺文志》之后最重要的古代目录。本书是《隋书经籍志》完整校注本。校注者曾贻芬积数十年之功,成此佳作。校注者首先勘出本志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除有确凿证据者予以改正,一般不改,只说明异同。其次,介绍作者,包括生卒年、籍贯、主要经历、学术专长,以及著述。对于所注典籍,介绍其内容,他人的评介,根据历代目录及有关记载,追溯其流传脉络。流传至今者,厘清其流传中的轨迹,辨其真伪,介绍后人的研究情况,以及今存最早善本、通行本等。已亡佚之典籍,若有辑佚,指明其所在。凡有出土文本的典籍,亦记述其相关成果。本校注所涉注释内容,皆注明资料出处,既表明言之有据,也可为有意进一步研究者提供些许线索。
《隋書經籍志》是現存的繼《漢書藝文志》之後最重要的古代目録。
首先,它以《隋大業正御書目録》爲底本,刪其“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附入“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今考見存”,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的隋代遺書,記述了隋朝一代藏書之盛。不僅如此,還在注中以“梁有”爲名,收録了隋已亡佚的典籍,比較完整地反映出六朝典籍的發展、流傳的面貌,彌補了因六朝所撰目録亡佚帶來的缺失、遺憾。
其次,隨着社會發展典籍的增加,人們對文獻的分類有了新的認識。晉代即出現了以甲乙丙丁四類分法的《晉中經簿》,而明確使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現可考見的最早的目録,即爲《隋書經籍志》。而它所創立的這一體例,順應了文獻典籍發展狀况和趨勢,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沿用至清代,對中國古代目録學乃至歷史文獻學的發展,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再次,《隋書經籍志》仿效《漢書藝文志》有總序、大序、小序。各部大序、各類小序,主要闡述各部類典籍的性質、源流、演變、社會作用,以及分部、分類的原則。而總序則是以時間爲經闡述典籍的產生、發展、存佚、整理諸方面的情况。統觀《隋書經籍志》的總序、大序、小序,它們作爲一部目録的序,不僅總結了目録的發展與貢獻,而且對隋以前文獻發展、整理作了歷史的描述,勾勒出簡賅的文獻發展史,受到後世學者的特别關注。
《隋書經籍志》和《漢書藝文志》同樣有小注,多介紹作者、典籍本身諸情况,然最值得注意的是,小注中還以“梁有”今無的形式,記録了六朝典籍流通的狀况,即將“梁有”佚書,或按體例,或按内容附於隋現存典籍之下,這樣的編排,類目清晰,可因類相求,一檢即得。這種編排形式,是前所未有的,是《隋書經籍志》的創造。注中著録“梁有”而隋亡的書有一千餘部,大大擴充了紀一代藏書之盛的《隋書經籍志》的容量,提高了它在目録學史以及文獻學上的地位。
對於這部重要的目録,宋代王應麟《玉海》卷五二《書目》有著録,言及開皇初牛弘上表開獻書之路,列出《隋志》經史子集四部與釋道所收典籍的部數及卷數。清代有三部整理研究《隋志》的著述,即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一卷,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四十卷。兩部《隋書經籍志考證》對學界產生較大影響,前者可謂開山之作,考證範圍僅限於史部,而且不是逐一考證,但對内容的考辨,多有精到之處。同時還根據後世著録,補其缺漏。後者不注總序、大序、小序及有關道、佛典籍的記述,對經史子集四部所有著録的典籍,均作了詳盡的考證,所引材料頗爲豐富,其中包括作者生平傳記、歷代目録的著録狀况,以及有關典籍對此書的評介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按語的形式,對有爭議的記載,加以翔實的考辨,作出自己的判斷。這樣不僅能幫助學習者解除疑惑,也能爲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啓發。可以認爲,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體現出清代研究《隋志》的最高水平。
隨着時間的推移,《隋書經籍志考證》已不能適應、滿足現代人學習、研究《隋志》的需要,爲其重新作注勢在必行。本次作注,充分吸取原有成果,考慮當前讀者的需求,力求材料準確、翔實,内容全面,表達通俗,兼及新的研究成果。首先勘出本志在流傳過程中出現的訛誤,除有確鑿證據者予以改正,一般不改,只説明異同。其次,介紹作者,包括生卒年、籍貫、主要經歷、學術專長,以及著述。對於所注典籍,介紹其内容,他人的評介,根據歷代目録及有關記載,追溯其流傳脈絡。流傳至今者,釐清其流傳中的軌迹,辨其真僞,介紹後人的研究情况,以及今存最早善本、通行本等。已亡佚之典籍,若有輯佚,指明其所在。凡有出土文本的典籍,亦記述其相關成果。本校注所涉注釋内容,皆註明資料出處,既表明言之有據,也可爲有意進一步研究者提供些許綫索。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僅注史部,對本部的序,偶有提及。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除四部外,不注道、釋部分,不注總序、大序、小序,就《隋書經籍志》整體而言,不免缺失。本校注以爲,道、釋以及諸序都是《隋志》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更何况它們對於全面、客觀了解、認識《隋志》有重要啓示作用,必須爲其作注。此《隋書經籍志校注》是《隋志》的完整注本。另外,爲讀者檢索、查閲方便,書后附有書名索引、著者人名索引,使《隋志》的學術價值及實用價值得到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