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1650—1815年间，欧洲人与印第安人所拥有的旧世界在北美洲五大湖区相互交叠，创造出一套具有崭新意义的交换体系。它跳出了以往著作中将两种文明的冲突简化为征服与被征服的线性叙事，而是将其整合为一种更为复杂的、非线性的框架。通过作者的论述，读者可以详细了解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如何相遇，如何将对方视为异己，又是如何共同营造一个共有的、可以相互理解的世界。在这里，古老的旧世界与各种各样的欧洲人的世界重叠，他们的混合创造了一种新的交流系统和价值认同系统。
二十周年版序言
《中间地带》写成已经二十年了, 从那时起, 这本书独自开始了它自己的奇遇。它跨越学科边界, 影响到文学批评、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领域, 并且旅行到了全世界。出乎我意料的是, 它不仅影响了北美其他地区的研究, 还影响到在非洲、亚洲、澳洲和欧洲的研究。另外, 它还进行了“时间旅行”, 在有些案例中应用在了古代。
在本书出版并取得初步成功后, 我很快明白, 对书本身来说是好事的, 未必同样对作者也是好事。对我来说, 危险在于我可能被困在这本书中, 剩下的职业生涯都将担任“中间地带” 这个法庭上的法官,必须裁决“被拽上庭的所有案例到底是真正的中间地带, 还是只是一些平淡无奇的妥协行为被做成了更宏大的样子。”
我不想这样, 原因有几点。首先, “疑犯” 们都来自那些我所知甚少的世界。我花了十年时间写《中间地带》, 写它的快乐和写任何历史著作的基本乐趣一样: 我去到陌生的地方, 那儿的人们逐渐鲜活起来,我对他们越来越熟悉, 以至于他们仿佛比我日常所见的人物更加真实。这让我太太感到担忧——直到现在还是。但是, 我对产生疑犯的非洲、亚洲、南美、澳洲、新西兰等世界根本不熟悉, 我怎么能判决它们是不是也制造出了中间地带呢? 我虽然认为某些案例存在嫌疑, 但并不足以做出“有罪” 还是“无罪” 的判决。
导致我迟疑的第二个原因纯属实际: 我还有别的事要做。我是个幸运儿, 至少在职业上如此。我想要研究的比我过去能探索的要更多,我希望过去写的书能自己说话, 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做别的事了。《中间地带》一出版, 就任它自生自灭了。
最后一点原因既不像第一点那样出于我的无知, 也不像第二点那样出于自私, 而是在于我如何理解“中间地带” 这个概念。《中间地带》这本书讲述的其中一点就是, 相互的误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意义,重点在于误读所产生的好处。如此一来, 作者若扮演法官指控读者误读该书, 将会陷入很尴尬的境地。这并不是说对该书已经存在误读。我相信误读是有的, 但是我从写作此书中学到的是, 这种误读本身也可能具有意义。
那些使用“中间地带” 这个概念并提出批评意见的学者, 他们帮了我很大的忙, 也使我感到非常荣幸。他们帮助我澄清自己对于这个概念的思路。我可以德以修正自己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方法, 而非宣布我就是该用法的最终裁判, 甚至不存在其他合法的、可能还更有效的使用方法了。对于我所指的“中间地带”, 我意识到写书时并未完全领会的使用方式——两个并行的方式。首先, 我试图描述这样一个进程,它产生于“有人愿意……用他们所理解对方的文化预设来使自己的行为显得合理合法”。这些行动者追求文化上的“共通, 不管是自己感知到的还是真实存在的”。这“通常像是误解或偶然的产物——实际上也是如此”。这种解读也许荒谬可笑, 但是没有关系。“任何共通之处,不管多么微小, 只要双方接受, 它便可以投入使用, 并有自己的生命。” 这个过程充满彼此的误解, 然而是创造性的误解。过去如是, 现在也如是。
不过, 在发展这个理念时, 我一直没有将它脱离于《中间地带》中的另一个层面。我试图描述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 它是这个更大进程的产物, 而这占据了本书的主要篇幅。这个空间就是高地。由于“中间地带” 本身是一个空间的隐喻, 该术语允许合并我所讨论的手段、创造性误解、真实空间: 高地或法属加拿大的高地。
我想我已经把构成这种空间的要素说得非常具体了: 帝国或国家政权与无国家式社会组织的遭遇, 势力基本持平。双方都想获得对方所拥有的东西, 而且双方都不能调动足够的武力迫使对方服从。军队、暴力在创造与维持中间地带的过程中并不鲜见, 但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调解。
调解的过程不仅仅指妥协。如果“中间地带” 的全部意义就是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妥协, 那它就是个毫无用处的概念, 因为妥协已经被学者、政治家及一般大众广泛接受了, 为何还要给它起个新名字?部分地通过创造性的误读, 中间地带创造出了一系列实践、仪式、职位和信念, 尽管这些产物由相关群体的诸多元素组成, 但却在整体上,独立于这些群体的实践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 它也是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 Strauss) 所说的“修补术” (就地取材制成的物品):就地取材, 去克服一个新的障碍。但列维- 斯特劳斯同样对“修补物”能做的事及其可用的工具做了限定——稍后我会对此进行讨论, 相比较而方“中间地带” 比他的“修补术” 概念范围更广。
我始终认为, 作为一种进程的中间地带在其他地点、其他时间也存在。但是, 我认为其他研究者每次在研究工作中, 发现的并非都是与法属加拿大高地完全一样的空间。有些时候该进程可能已经初步显露, 但并未出现该空间。法国人深入北美, 来到密苏里河(Missouri River) 西部, 中间地带的许多实践在那儿也进行, 包括联盟长官、卡柳梅特(calumet) 仪式、礼物交换和天主教传教所。那些地方同样有大量适宜的、有创造性误解的案例, 但并未出现和法属加拿大高地一样长久存在的空间。中间地带的空间有赖于一种能够支持并扩大其进程的基础结构, 而这种基础结构只在双方大体上势均力敌且存在相互的需求时才会产生。尽管作为一致空间的中间地带很难产生, 但我并不惊讶有学者在西半球其他地区发现了中间地带, 比如克劳迪亚·西亚(Claudía Garcia) 在研究17 世纪末的莫斯基托印第安人时使用了这个概念。
作为进程的中间地带在产生和高地相同的空间时, 不必精确符合我在《中间地带》中描述的模型。我十分愿意承认中间地带的进程和乔纳森·李普曼(Jonathan Lipman) 在《熟悉的陌生人: 中国西北穆斯林史》中所称的“人们因处于文化交界处而需调整其差异的地方” 并不一定需要精确复制高地发展中的一系列事件, 或者类似的机构。当李普曼发现“双方陷入长时间的误时状态, 这种误时有时候对彼此是有利的, 有时却是致命的”, 我感到自己正处于熟悉的领域, 尽管除了李普曼告诉读者的东西以外, 我对中国西北部特定地区的穆斯林一无所知。
当别的学者强调了我已经意识到却并未深入探索的内容, 并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的思考时, 我特别高兴。我一直欣赏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的著作, 并加以运用在我的研究中。当他在《不被治理的艺术》中强调“开始将家户作为初级单位, 并将村庄、部落和联盟作为临时的不稳定联盟的情况” 时, 他强调了高地的一个特殊方面, 尽管他赞扬我将之用出了“杰出的效果”, 但其实他用得更加有
效。他将我有时天真的经验主义论述变成令人倾佩得多的比较分析, 并且带有更全面的理论洞察。斯科特对“不服从的地带” 感兴趣, 特别是碎片地区, 在那里, 大群体形成的碎片组织在寻求国家或征服者鞭长莫及的庇护所和机会。他的大计划是理解“佐米亚(Zomia)” ——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 并且延伸到印度及四个中国境内省份的东南亚高原地带。数世纪以来,此
地区都是逃避国家工程的人群的避难所, 形成了“广大的对抗国家的边缘地带”。他将“佐米亚”与拉美、巴西、安第斯山脉及其他类似地区的避难所联系起来。和高地类似, 在佐米亚, 身份认同常常是多重的, 地方群体往往是自治的, 并且随时面临分裂的危险。当人们试图寻找一个中间地带却最终失败时, 我也会如同他们找到了一样高兴, 因为寻找本身已经意味着他们认真对待这个概念了。
亨利· 雷诺兹(Henry Reynolds) 直接说“在澳洲没有‘中间地带’”。由于常常在帝国性质的公司中发现这个概念, 故而其是具有帝国性的。但我从未对此概念本身怀有帝国式的野心。毕竟, 如果中间地带无处不在, 那它可能同样在哪儿都不存在。最好的史学概念是便于思考的, 而且当我发现学者们在积极使用“中间地带” 这个概念,严格地将它用于自己的材料, 然后解释为何他们所发现的并非真正的中间地带时, 我为这本书感到骄傲, 因为它做得很好。在佩卡·海迈莱伊宁(Pekka Hämäläinen) 最近的书《科曼奇帝国》(The Comanche Empire) 中, 没有出现“中间地带”, 但这个概念多少帮助了海迈莱伊宁完善他自己关于其这些想法在科曼奇利亚(Comancheria) 发现的有趣且重要的社会组织的想法, 并且都取得了成效。
当“中间地带” 的概念传入其他学科后, 学者们往往(但并不总是) 关注美洲印第安人。在文学批评中, 阿梅莉亚·卡坦斯基(Amelia V. Katanski) 在印第安寄宿学校里发现了“中间地带”, 并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关于这些寄宿学校的文本。哈维格·伊洛恩合根发现, 在20 世纪30 年代至40 年代美国中西部的“联邦作家计划” 文本中发现了中间地带的回应, 但并没有重新创造中间地带。还有学者发现中间地带在描述当前的政治发展时也很管用。贝丝·康克林(Beth A. Conklin) 和劳拉·格雷(Laura R. Graham) 发现这个概念在理解亚马逊河流域的环境冲突时很有用, 特别是在“亚马逊印第安人与外部的环境相关者的互动场景” 中。他们的中间地带是“一种政治空间, 跨文化交流、交换及联合政治行动的场域”。
这本书不可能没有争议, 但是对它的攻击——不管是含蓄的还是直率的——从未使我有过改变这个概念本身的想法, 也没有改变它在高地特殊呈现。这些批评如果对我有什么影响的话, 那就是更加坚定了我的立场, 因为我认为存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亟待回答。我不准备逐一回应关于《中间地带》的所有批评, 我有信心让读者去决定这些批评有多少学术价值。但是我将会讨论两本著作, 这两本著作提出了更加宏大的问题, 关于帝国与前国家社会的关系的本质, 以及跨文化的理解和和解的可能性。这两个主题对我来说不仅极其重要, 也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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