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基于网络民族志的考察_王贵斌著_9787565725890

　　媒体已经居于人们生活的中心，深刻影响着积极用户的社会关系。《虚拟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基于网络民族志的考察》对网络用户如何投入社会关系并追求回报进行了多址民族志研究。聚焦于不同的互联网应用和目标导向的差异，该书分别讨论了知识分享和人气获取中的社会资本。知识分享社区具有明显的传统保留地特征，而微博人气则因个体初始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而不同。
　　《虚拟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基于网络民族志的考察》立足于传播关系和传播网络的生产，由此对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资本及其所衍生的互惠和信任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施拉姆先生援引库利的论述，①为我们指出了研究传播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传播的功能性价值，即传播如何形塑了个体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受传播影响并因此生产传播关系，进而构成了社会个体交往的基本情境，也关联着他们交往的中介性内容。这一传播的本质特征，反映出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所必须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以及为了达到个体目标，通常都会涉及的彼此之间关系的稳固性问题——信任及其动能的循环。人类的合作行为可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早期，尽管这一时期的合作所涉及的范围和领域有限，但也生产出了新的社会关系。②社会关系有距离远近之分，距离越近越容易形成亲密关系，陌生的或者异族的关系往往建立在双方距离比较远的基础上。亲密型社会关系形成资源分享的可能大大高于陌生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成为促成资源流动和获取回报的重要介质。社会科学研究者将投入资源产生的回报称作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社会人的成本消耗，能连接社会并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讨论的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中国的差序格局，一种是西方的团体格局。
　　研究社会资本，本质上是在讨论社会关系的产出及其副产品，但社会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研究选择的“运动式”行为的困扰。詹姆斯·斯科特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写道：“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③他认为，对于像马来西亚农民问题的研究，研究者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反抗和革命方面，对研究对象的注意力，则因此而较少地聚焦于展示社会组织和生活在这一组织中的个体的日常生活。斯科特认为，学者对反抗和革命的聚焦，反映出这类运动的重要性。粗略浏览学者对于社交网络关系的研究，不难发现，研究主题也大量聚焦于这些非正常行动。虚拟网络的出现，增加了学者对这些行动的兴趣。源起于美国军方的阿帕网，在20世纪晚期形成了全球的互联网。互联网先后经历了多次变革，而最重要的变革，就是形成了关于网络的升级版本（即我们所知道的Webl.0，Web2.0，Web3.0）。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个版本，即“下一代网络”，连接了社会关系，网络因此而变得充满生机。网络媒体的革命性就成为学者们热衷讨论的主题。研究者所关心的，也许是来自微博或其他社交媒体，有组织或无组织的自演化的、大规模的爆料与抗议，因为这些都与国家和社会秩序有关联。这些行动尽管只是在某一种或某几种新的互联网应用所创制的空间中展开，而且大多数都如昙花一现，但对于权力阶层而言，媒介使用的优先权不再为他们所独占，社会大多数个体都获得了接近机会。郑永年用“技术赋权”一词来指示这种现象，①师曾志等强调了互联网提供媒介赋权带来的影响。②从博客开始，许多“有闲个体”通过发表文章、言论和意见，试图展现个体作为专家的社会形象（或者类似的，如2019年年初的流行词“人设”）。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个体接近媒介的机会增加，通过使用媒介表达，他们或许发现这是推进社会进步的手段。更现实的是，传统渠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失灵的。作为社会底层或一般民众，他们曾经的被压制经验，被互联网所舍弃。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阿拉伯多个国家的骚乱、占领美国华尔街运动等形形色色的“运动”研究，都迷恋于将这些社会权利个体的行动看作对国家的威胁。与此相适应，研究者站在行政管理的立场上，基于上述无组织的或者有组织的互动分析，讨论了参与者的社会关系。当然，这些从西方社会科学出发的社会运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参与运动个体的社会关系。
　　从社会结构性变化看，更具影响力的是网络使用者通过参与互联网，生产了互联网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往往是通过日常实践展现的。以往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关注特殊事件或特殊情境，弱化了社会普通民众的作用，从而形成“英雄”史诗般的神话。显而易见，口语传播手段的弊病带来了史诗式的记载，而普通人的行动则没有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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