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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与法律文化
五四时期以来，一些学者为了研究社会与人类活动的整体规律，突破传统的历史观念，分别对“文化”与“文化史”的概念提出了见解。
梁启超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新史学”，意在突破以记述王朝政治为主体的旧史框架，提出关于文化史的宏阔设计。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分“今日所须之史”为“专门史”与“普遍史”，认为一般之文化史属于“普遍史”。所谓普遍史者，“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而是“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文化史就是这样一种贯通各专门史的学科。梁启超曾经对中国文化史有过比较系统的论述。他说：“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意即反复播种不断生长的成果）而言。”他在中国文化史下专列社会组织篇，包括婚姻、宗法、姓氏、阶级等。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中，主张在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制度史等专史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史。也是把文化史看成超越于一般专门史的。
民国时期，受到西方文化学的影响，有一些中日学者分别撰写了《中国文化史》及相关著作。较早的有顾伯康的《中国文化史》（泰东书局1925年版）、日本高桑驹吉的《中国文化史》（李继煌译述，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等。稍后，更是有一批名家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其中如：
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中山书局1932年版、中正书局1937年版），采用西方传统历史分期的划分，包括上古（“自远古至两汉，为吾国民族创造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之时期”）、中古（“自东汉至明末，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时期”）、近世（“明末迄今，西洋文化传入时期”）三编，侧重于对人种起源、制度、学术、教育、科技等的论述，而尤其强调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该书所谓文化，显然属于上述第三层次的文化，即精神与科技活动的总和。其中也包含有一些与文化似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如清代之开拓、内治之腐败与白莲发捻之乱等章，应属一般政治史的范畴。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江苏镇江人，清末优贡，从事中国历史与古文献研究，先后任教于江南高等学堂、东南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有《国史要义》《中国版本概说》等。
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世界书局1937年版）的体例，以历史演变为经，以具体领域为纬，分为叙意、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卷，各包括民族、农业、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等部分，实际上几乎包含了古代文明的主要内容。陈登原剖析了“文化”一词的含义，认为“文”表示痕迹、表象、明敏，“化”有创化、变化、进化之意，因此，“所谓文化，乃系创造而变通，变通而进步，彰明昭著之美迹焉”。该书重点揭示王朝的治乱兴衰与文化整体的分裂融合，突出文化的历史演化进步。
陈登原（1900—1975），浙江慈溪人。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从事历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有《国史旧闻》《中国土地制度》等。
吕思勉的《中国文化史》，撰写于1939年前后的上海孤岛时期，其认为：“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该书体例严谨，结构宏阔，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役、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18章。显然，作者所说的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和意义的文化，使人感觉是某一史籍诸“志”部分的汇编，范围十分宽广。
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著于1943—1944年，部分内容曾在杂志刊出，是作者讨论中国文化史兼论中西文化异同的著作，1948年版，后又在台湾修订出版，包括中国文化之地理、民族、观念、学术、政府、经济、宗教、文艺、中西交流等部分。作者认为，“文明”“文化”二词应该有所区别，虽然皆指人类群体生活，但是“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研究文化史，应该“明白文化之复杂性，不要单独着眼在枝节上，应放宽胸怀，通视其大体”；还应明白“文化之完整性”“文化之发展性”。
柳诒徵、陈登原等人的著作，大体反映了那一时期学界对文化史的研究水平，二者皆列入“大学丛书”，成为高等学校教材。1949年以后，文化史基本绝迹于国内大学课程，直至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研究禁区的破除，国内文化讨论热潮重新兴起，文化学与文化史，以及文化史各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冠名“文化史”的教材、著作纷纷出版。与此同时，也有海外学者致力于中国文化史研究。
冯天瑜等所著《中国文化史》在新时期出版，认为“中华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其中“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文化”一词，“由‘文’与‘化’组合而成，是‘人文化成’‘文治教化’的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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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维荣，上海市人。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从事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曾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宪法室主任。著译有《中国审判制度史》《中国近代行政法》《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法制史成果选译》等。
胡译之，青海省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从事中国法制史、中西法律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多篇。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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