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没有哪个历史话题在过去20 年里比拉丁征服君士坦丁堡，更能吸引德、法两国学者的注意，也没有哪个历史问题像拉丁征服君士坦丁堡这样在同时期内能够如此地吸引大批历史学者付出如此大的精力，有关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进行着。
同时，中世纪君士坦丁堡乃至东罗马帝国这些大问题25 年来一直是大批欧洲大陆学者关注的焦点，这些学者的成果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在这些贡献者的成果中，必须提到的有如下这些：
穆拉尔德（Muralt ）的《拜占庭编年史》（Chronography of Byzantine History），它涉及的是从1057 年到1453 年的历史，因此成为研究该时期的学者们的重要工具性书籍。有些非常次要的事件，权威作家们没有提到，也没有任何有关这些内容的评论，但埃德（Heyd ）的《中世纪时期黎凡特地区贸易史》（History of Trade in the Levant during the Middle Ages）［2］成为细节研究的代表。赫尔特（Hurter ）属于相对早期的作家，他对英诺森三世（Innocent the Third ）与东罗马的交往事件有非常生动、不偏不倚的描述，而且赫尔特最引人注目的身份是一位新教牧师。［3］查理·霍普夫（Charlers Hopf）、塔费尔（Tafel ）以及托马斯（Thomas ）的研究让人们了解了威尼斯与新罗马之间的事情。克劳斯（Krause ）对拜占庭的风俗礼仪、宫廷外交等做了有趣的记述，为了解拜占庭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帮助。在本书的前言中还应提到芬利（Finlay ）的著作，他也对拜占庭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弗里曼教授（Professor Freeman ）的《撒拉森人征服史》（History and Conquest of the Saracens）、《欧洲奥斯曼历史》（History of the Ottoman Power in Europe ）以及《历史文集》（Historical Essays ）为了解撒拉森人和突厥人的影响提供了无价的参考。
我提及的其他作家的成果主要是对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相关的内容有明确记载的，这些内容对本书的后半部分非常重要。这些作家中有些是同时代的。尼基塔斯和其他希腊作家的作品可以与维尔阿杜安（Villehardouin ）以及其他西方作家的作品相媲美。还有一些曾被遗忘的手稿。在本书中，引用了一些特许状、通谕及其他文件，这些材料都经过仔细筛选、确认判断。我也从克利姆克（Klimke ）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历史资料》（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Fourth Crusade）、克劳泽（Klause ）的《历史》（History）、穆德曼博士（Dr.Mordtmann）的《关于两次征服君士坦丁堡》（The History of the Two Captures of Constantinople）中获益良多，穆德曼的作品对了解中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的地形特别有用。穆德曼博士和帕斯帕提博士（Dr. Paspati ）以及其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很多考古学家在都城地形的研究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借助希腊俱乐部获得了有趣的信息，例如古城墙的地图，这与近来的发现相印证，所以其价值极高。
我提到的这些作家都关注过威尼斯。有关威尼斯的争议与十字军的一样悠久。第一位对威尼斯提出指控的是一位当代写十字军的法国—叙利亚裔作家，他指责威尼斯背叛了基督教世界。其他作家与他的基本立场一致。冈瑟（Gunther），这位在阿尔萨斯的巴黎西多会修士在他的君士坦丁堡历史著述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别处没有的事实，他是当代十字军作家中，为数不多的知道开罗的苏丹与威尼斯达成协议的人之一，这件事就记录在《摧毁君士坦丁堡》（Devastatio Constantinopolitana）中。《摧毁君士坦丁堡》的作者不详，查理·霍普夫认为这本书是由一位德国教士所著，克利姆克则认为是由一位来自现代的奥地利的人所著，而泰西（Tessier ）则认为是一位伦巴第人在博尼法斯（Boniface ）授权下写的。本书提到的罗伯特·德·克拉里（Robert de Clari ）的《占领君士坦丁堡》（La Prise de Contantinople ）是研究拉丁征服的现代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书。在瑞亚特伯爵编辑的书中，对威尼斯的行为以及其他有疑问的历史事件都有记述。瑞亚特伯爵对十字军后期的一些问题比其他人做了更多的阐述。我认为《拉丁人的东方社会》（La Societe de L’Orient Latin ）应该归功于瑞亚特伯爵，这部著作记录了大量有关拉丁人占领下的君士坦丁堡以及黎凡特（Levant ）很多地方的史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关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争论还没有引起注意。
从吉本（Gibbon ）到芬利，维尔阿杜安明确地向法国进行示好的叙述都摘录自他们的作品，而这几乎是关于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确定的结论，因为他的叙述恰好与那些被克利姆克视作官方记载的其他作家的著作，以及被遗忘、忽略的独立观察者们的记述相一致。马斯拉特利（M. de Mas-Latrie ）可能是第一个对维尔阿杜安的记载提出疑问的作家，在其著作《塞浦路斯历史》（History of Cyprus ）中，他认为丹多罗（Dandolo ）应该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负责，其结论是香槟元帅对事情不太了解，没有看穿威尼斯的计谋。这一观点遭到瓦伊（M. Wailly ）的强烈反击，瓦伊是法兰西学院维尔阿杜安作品的资深编辑，他认为不存在什么需要看穿的秘密。瓦伊坚持认为，“十字军抛弃了去叙利亚的路线是由一次偶然、完全没有预见性的事件引起的——即小阿莱克修斯（Alexis ）去威尼斯，在征服君士坦丁堡过程中，既不存在引诱者，也不存在叛变者”。
由此，针对谁的说法更权威的争论出现了，讨论的焦点就是维尔阿杜安记述的权威性，截至目前，欧洲大陆出现了很多疑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本书交付出版的几周前，我收到了瓦伊、斯特莱特（M. Streit）和泰西有关考察十字军更改路线的研究；另一方面，杜卡日（Du Cange ）用了极大的精力和学识对瑞亚特的著作做了研究。阿诺托（M. Hanoteaux ）也做了相关研究。我基本上同意瑞亚特的结论。
以下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争论的焦点。
（1）威尼斯的行为。对此期待解决以下疑问：
（a）在威尼斯和埃及苏丹阿迪勒（Malek-Adel ）之间有没有达成查理·霍普曼提到的条约？即埃及许诺给共和国好处，作为回报威尼斯不让十字军进攻埃及？
（b）丹多罗是否有意在利多岛（Lido ）制造困难，以此来履行以上的条约？
（c）征服扎拉（Zara ）是不是丹多罗更改十字军的预谋？抑或征服扎拉纯属偶然，无论是丹多罗还是博尼法斯都未提前谋划？
瑞亚特伯爵坚持认为在十字军还未到达利多之前威尼斯就预谋叛变。泰西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他举出了一份值得重视的证据，即英诺森三世的一封信，在信中，教皇号召威尼斯的教士向那些非基督徒学习，忠于圣地的事业。赫尔特也质疑威尼斯是否有预谋。
（2）十字军的目的和行为。
（a）十字军想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否在埃及问题上意见一致？
（b）十字军是被引诱去进攻扎拉的吗？抑或是他们自己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愿意这么做？
（c）维尔阿杜安是威尼斯的同谋吗？如果存在叛变，维尔阿杜安是否隐瞒了自己知道的实情？
根据维尔阿杜安及其追随者的表述，远征军改道进攻扎拉既没有外部势力干涉，也没有预谋，更不是威尼斯的叛变，事实是，开始十字军并不同意这一目标，他们也不同意那些希望把埃及作为最好的进攻点的领导者们的提议，还不同意那些固执地坚持要进攻叙利亚的大多数东道主们的建议；第二，由于到达威尼斯的规定的军队人数不够，十字军被迫接受了威尼斯总督的建议向扎拉进军。所以，十字军改道既非预谋也非叛变，纯属偶然。
（3）博尼法斯的行为。
（4）士瓦本的腓力（Philip of Swabia ）的行为。
（5）英诺森三世的行为。以上这几项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
（a）在离开威尼斯踏上远征之前，腓力、博尼法斯、丹多罗之间是否就十字军进攻君士坦丁堡达成了共识？
（b）英诺森三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腓力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这些预谋？
针对这个问题，温科尔曼（M. Winkelmann ）的研究可以解答。他认为在腓力和博尼法斯之间达成了共识。
（c）腓力是什么时候为了小阿莱克修斯的利益第一次对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提议表示出兴趣的？
泰西认为腓力干预十字军与其说是想实现其在新罗马的目的，或帮助他的妹夫，还不如说腓力想把教皇置于尴尬境地，以此来确保自己在西方作为罗马人皇帝的地位。如果他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就可以与奥托（Otho ）抗衡，后者是其在西方皇位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如果腓力不能成功，十字军没有进攻君士坦丁堡，英诺森三世的伟大目标受到重创，教皇的影响力也会下降。
对于英诺森三世的行为，过去15 年的讨论已经明确证实教皇谴责进攻扎拉，而且也从未授权十字军进攻君士坦丁堡。我相信英诺森想尽力阻止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但是这一观点仍然有很多值得再讨论的地方。在确认了一系列事实之后，我不得不对以上观点做出让步，虽然英诺森三世强烈反对进攻扎拉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也谴责了这些行动主张，但是在他的信件中，有些内容表明如果非正统教徒的城市得到惩罚，他不会表示不满。
我对以上的作家和本书正文中将提到的作家致以深深的歉意，因为我的目的与各位都不相同。在我居住于君士坦丁堡做拜占庭历史研究的时候，我得出如下结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更改远征路线导致突厥人进入欧洲；尽管在1261 年，希腊人再次攻占君士坦丁堡，但是新罗马的帝国已经被彻底摧毁；这场欧洲大灾难由一系列因素引起，这些因素使新罗马在面临十字军进攻时变得相当脆弱。因此，我认为1204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1453 年奥斯曼征服的前奏，拉丁征服的政治影响是欧洲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之一。
我强调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意义，我认为帝国过去一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在过去150 年里，它不断取得对亚洲势力的胜利，这既消耗了帝国的实力，又教化了那些入侵帝国的民族；最后当新罗马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敌人发起一次次的进攻，给予帝国致命的打击；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原因，而十字军的这一行为最终又让突厥人轻而易举地攻下君士坦丁堡。征服君士坦丁堡是西方在处理东方问题上犯下的大错。东西方问题的实质是欧洲能否容忍亚洲的影响以及一个亚洲化的宗教，“欧洲是欧洲人的”经常成为战争的口号。几百年来，君士坦丁堡一直是抵抗亚洲的要地。西方人一直有意保持、巩固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如果他们不那样做，实际上就相当于让亚洲自由进入欧洲。
埃德温·皮尔斯（Edwin Pears ）于君士坦丁堡，1885 年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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