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教授曾于中国社科院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多年，二人虽无师生之名，而有师生之实，始终保持密切的来往。王水照对钱锺书的学术、生活有深入的了解，他在宋代文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果，亦曾受钱锺书启发。王水照认为钱锺书手稿中尚有大量相关研究未及整理发表，实为学界之憾。而关于钱氏曾被诬告的经历、学术究竟有无体系、钱锺书与陈寅恪观点碰撞等众说纷纭的问题，亦以亲身见闻，结合自己对学术的理解，给出了答案。本书共分四辑，涉及钱锺书的生平曲折、为人处世、学术成就尤其是宋诗方面的成就、对钱锺书手稿集的解读与探讨等多个领域，既有作为学界同仁对钱锺书学术上的精辟解读与探讨，亦有作为朋友、学生角度的温情缅怀，多有一手材料和见解，洵为研究、了解钱锺书不可不读的著作。
1. 相识相交三十八年，亦师亦友：王水照教授前期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跟随钱锺书先生治学与工作；后期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与钱锺书先生虽无师生之名，而有师生之实，对钱先生的学术、生活有深入的了解。
2. 以学者之心体悟“文化昆仑”，解读“天书”般的手稿集：钱锺书先生被誉为“文化昆仑”，他的学术成就大量保存于手稿中，博大精深，但难于着手，迄今尚未得到充分开掘，实为学界之憾。作为宋代文学领域的一流学者，王水照教授的治学之路深受钱先生启发，也更能贴近体悟钱氏治学理路。他多年来致力钱锺书手稿集的研究，本书即全面体现相关成果。关于钱氏学术究竟有无体系等众说纷纭的问题，亦结合自己对学术的理解，予以阐释。
3. 着重一手材料，多种珍贵文献首次公开：本书共分四辑，涉及钱锺书的生平曲折、为人处世、学术成就、手稿集的解读与探讨等多个领域，以往来书信和亲身见闻、影印手稿、档案文献等为论述依据，对多种误解做出有理有据的辩驳。其中如钱锺书审稿意见原文、在日本讲座内容的手稿等罕见资料照片，均系首次完整公开，当可推动进一步研究。
自序： 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
今年（2020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重印本序》，《钱锺书集》之《围城人·兽·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吧。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中言：“余父子集部之学”可与钱大昕史学“后先照映”）；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 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
以上五例，观点歧异，泾渭分明，都有钱先生的文字为依据（我不取耳食之言，甚至不取面谈之语），表明陈、钱两位论学旨趣的差别。钱先生也是主张“打通”的，他说过：“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谈艺录》第352页）所说五例，论韦庄、论杨贵妃入宫、论杜诗三例属于“诗史互证”，论韩愈、论门第排斥进士科，则各与哲学、社会学有关，借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概括其旨趣和方法，就是他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
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序言末尾照例要表达感谢之意。除了前面所说的三位朋友外，还得提到我的学生们，费心劳力校核了全书，尤其是《钱锺书手稿集》的校对难度颇大；他们都有“弟子服其劳”的精神，我就不一一列名了。承蒙中华书局接受本书出版，备加关注，责任编辑郭时羽女士为此书花费很多精力，克服新冠疫情期间的种种不便，一并在此表示言轻意重的谢忱。
王水照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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