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1944年1月至1945年5月德国军队的作战行动，始于同盟国在安齐奥（Anzio）和乌克兰同时发动攻势，终于国防军在战场上的崩溃和苏军攻克柏林之役。
我们将首先从东线讲起，这应该是个非常合理的安排，因为正是这一战场最终吞噬了整个国防军。1944年的战事将随着苏军的全线猛攻而拉开序幕。在南方一马平川的乌克兰，苏军部署在此处的四个集团军群（或者叫“方面军”）在1月联手发动大规模攻势，并于1944年2月在科尔孙（Korsun）包围德军的两个军，于3月横扫德军设在乌曼（Uman）的大型坦克和物资仓库，于4月收复克里米亚。我们论述的重点将是乌克兰会战中规模最大的包围战：科尔孙包围战。
然后我们将前往西方的意大利。1943至1945年德军在意大利半岛的防御战，如果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一场战争中，都会被当成为古往今来规模最大、破坏性最烈的战役之一而大书特书。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却几乎被人遗忘。这是一个在地理上被孤立的次要战场，没有真正的战略性目标可供争夺；敌对双方都是在他人的国土上交战：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意大利会战从关于这场战争的大部分记述中消失了。但意大利会战还是很值得一写的，不仅是因为伤亡数字（双方合计损失了近75万人），也是因为它对已经严重失血，而且肯定经受不起这种损失的国防军造成的压力。本书将重点记述盟军在安齐奥的登陆、德军几乎击破滩头阵地的一系列凶猛反击，以及盟军代号为“王冠”（Diadem）的最终粉碎了罗马以南德军阵地的大规模攻势。意大利终究还是成了一条令国防军不堪重负的战线。德军在该战场的最高指挥官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Field Marshal Albert Kesselring）如今享有防守天才的美名，而且从纯技术角度来说，他确实在绝对劣势的条件下打了一场成功的防御战。但我们还是应该质问：凯塞林元帅在意大利究竟是在保卫什么？
虽然东线战局严重恶化，但希特勒和国防军总司令部（Ober kommandoder Wehrmacht，简称OKW）却无暇细思。国防军总司令部的目光很快就转向了更远的西方，因为盟军在1944年6月6日登上了法国的诺曼底（Normandy，本书第3章将详述此战）。虽然“霸王行动”（Operation Overlord）的难度、复杂度和风险都常被大肆渲染，但它对于德军来说似乎也是非常艰难的一战。这支军队的目标是守住法国，但可用兵员和部队都太少，机械化预备队更是短缺，因此军官们面临此战时都不太乐观。按照德国宣传机构的吹嘘，坚固的“大西洋壁垒”（Atlantic Wall）足以击退盟军的登陆，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对登陆第一天的详细复盘所揭示的那样—它连迟滞盟军突击都远未做到。
但是对国防军来说，这个大灾之年只过去了一半不到（本书第4章将回头叙述东线）。对美国人来说，盟军的D日登陆是整场战争中最著名的事件，尤其是如今炮制“最伟大一代”记忆的产业在美国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但是以任何一种合理的尺度来衡量，1944年6月发生在白俄罗斯的交战都能令“霸王行动”相形见绌：无论是战役涉及地域之广，参战地面部队规模之大，还是给德军造成损失之惨重。在这年1月苏军于乌克兰和列宁格勒发动的成功攻势中，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基本上未受损伤。随着苏军在其南北两个侧翼攻城略地，这个集团军群便处在了一个向东方探出的巨大突出部中，在北方的波罗的海地区和南方的普利皮亚季沼泽方向都受到了苏军的威胁。集团军群下属的四个集团军不仅防守着拉长的防线，还贡献出了自己的预备队和几乎所有的装甲师来支撑南北友军摇摇欲坠的战线。按照东线战场的铁律，这个单薄的地段便成了苏军下一次攻势的目标—这也许是军事史上所有军队实施过的战役中最成功的一次。“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粉碎的不是一个德国集团军，而是整整一个集团军群，它是“一场远远超过斯大林格勒的浩劫”，对它进行的细致研究至今仍能令我们受益匪浅—哪怕我们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像德军这样训练有素的军官团竟会败得如此彻底。
随着盟军在西线的成功上岸，苏军在白俄罗斯势如破竹，我们将暂时避开硝烟，把作战行动放在一边，对一小撮德国军官刺杀希特勒的尝试作一些详细的讨论。这段题外话将把重点放在几个关键的问题上。为什么支持这些反叛者的军官如此稀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希特勒保持忠诚？“誓言”在德国军事史中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德国军官能否以正当理由违抗上级？
本书第5章将转回西线，在那里又发生了一场具有高度机动性的战役。盟军的大规模突破攻势“眼镜蛇行动”（Operation Cobra）撕开了已经力不能支的德军防线，胜利者在整个8月将会如入无人之境地全速穿越法国。希特勒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向莫尔坦（Mortain）大举反击，但这次行动基本上刚一开始就宣告破产。德军在西线的大半兵力，包括几乎整个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在内，都因此被围困在法莱斯（Falaise）附近的一小片地域内。此时，西线的战事似乎已经结束。随着国防军在东西两线都遭遇大败，确实整场战争看起来都有要完结的意味。
但是战争并未结束。本书第6章将回头再说东线，瓦尔特·莫德尔元帅（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在白俄罗斯的灾难之后重新拼凑起一条战线。但是他刚做完这件事，苏军就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攻势，这一次打击的是加里西亚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苏军冲破德军防线并在布罗迪（Brody）又合围了德军一个重兵集团，随后挥师北上，眼看就要强渡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并在行进中夺取华沙，隐然还有继续西进之势。莫德尔即将迎来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
本书第7章将首先讲述匆忙退回德国边境的西线德军的残兵败将。他们如同惊弓之鸟，将一切军纪都忘在脑后，至少暂时如此。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General Dwight D.Eisenhower）的盟军指挥部里洋溢着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乐观气氛。然而国防军还是稳住了阵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一个新任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莫德尔元帅—的指挥下，德军在阿纳姆（Arnhem）、亚琛（Aachen）、洛林（Lorraine）和许特根森林（Hürtgen Forest）打了一系列顽强的防守战，成功地沿着坚固的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重建了一道防御阵地。在许多德国军官看来这就像一个奇迹，而在盟军的眼里这是一个简直无法解释的失望结果。实际上，本书读者将会发现，这两种认识都错了。
盟军在横穿西欧追击德军的过程中来到德国边境，但此时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他们是在一条不断拉长的后勤供应链末端作战。普鲁士—德意志军队拥有反击疲惫之敌的悠久历史，希特勒选择此时发动国防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又一次大规模攻势，就是本书第8章的主题。“守望莱茵行动”（Operation Wachtam Rhein）将重返希特勒赢得最大胜利的故地—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当时它是整条战线上一个比较平静的地段，盟军在这里的几个师正在休息调整、接受补充或熟悉战地生活。国防军总司令部从正在激战的其他战线抽调兵力组建突击兵团，最终集结了三个集团军用于突击。它们的任务是粉碎美军在阿登的防御，越过默兹河（Meuse River），然后占领盟军在欧洲主要的后勤港口安特卫普（Antwerp）。这次进攻躲过了美军情报机关的耳目，达成完全的突然性，在美军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大口子—然后就草草收场了。阿登反击战完美地证明了国防军的衰落有多严重，美国陆军的进步有多大，1944年的战争与1940年又有多么不同。
在本书第9章中我们将迎来新年，而战争也将进入快速而血腥的高潮。我们将追溯德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几乎被人遗忘的“北风行动”（Operation Nordwind），并了解到这是一场多么惊险的战斗。然后我们将转到东线，因为苏军在1月同时发动了两个攻势，一个攻势席卷了东普鲁士，另一个攻势从维斯瓦河桥头堡一直打到奥德河（Oder River），在两个星期内推进了300英里（1英里约合1.61千米）。地面战争的恐怖第一次降临到德国平民的头上，矢志复仇的苏军没有放过任何对他们施以暴行的机会：本书只是将复仇作为解释提出，绝没有用它为施暴者开脱的意思。截至此时，苏军已经有了一套效力强大的进攻战学说—这称为“大纵深战役”，它是一种精心组织的突击，以多个波次的部队（称为“梯队”）沿同一轴线发动无情的猛攻，直至达成彻底的突破。但是此时德军也已从上年夏天的大崩盘中恢复了过来。他们依托国土，在大大缩短的战线上奋战，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因此卷入这些战役的每一方—德军、苏军和平民—的生命损失都大得惊人。苏军在东南欧实施的大会战也是如此，他们在此战中横扫了匈牙利（1945年1月）和奥地利（3月），其中对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围攻战是在这座大都市的全体市民都被困于城中的情况下展开的。
我们将在本书第10章中书写德国国防军的末日，当德国的两线战争最终合并为一条战线时，它就迎来了无法逃避的命运。苏军从奥德河打到柏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是精心策划、大力准备和无情执行的经典战例，而且它也为重头戏—柏林的城市战做好了铺垫。为了争夺这最后的几个街区，相关各方都是血流成河—这样的战斗很适合作为这场最可怕的战争的结尾。
国防军战斗到了最后，正如它一贯的承诺：要付出什么代价就付吧（Kostees，waserwolle）。在本书内容所涉的一年半时间中，德国在任何时间点都不曾有过赢得战争的希望，高级军官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例如国防军总司令部的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General Alfred Jodl），或者总参谋部作战处（Operationsabteilung）中与约德尔地位相当的阿道夫·霍伊辛格上校（Colonel Adolf Heusinger）。这支军队在各个级别的兵力和火力都被敌人所压倒，它的训练标准也已经一落千丈，它只能越来越多地依靠二流乃至三流的部队（例如人民掷弹兵师或人民冲锋队营），更不必说还有来自外国的人员了。如果没有这些人，它甚至无法建立连贯的防线。这支军队在西线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受到敌军的空中侦察和打击，而且盟军的战略航空兵还把它的后方—城市、工厂、铁路编组站—炸成片片瓦砾。德国的工程师们也许还能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设计出令人惊叹的武器—例如“虎2”式重型坦克、Me-262喷气式战斗机、Me-163火箭战斗机、V-1飞行炸弹和V-2火箭—但是第三帝国依靠数百万奴隶劳工在地下工厂运作的军工产业绝不可能使这些武器的产量达到改变战局所需的地步，而帝国的交通系统也不可能将它们运到前线，更不可能找到足够的燃料来让它们运转。
面对东西方强敌的机械化洪流，江河日下的国防军能拿得出手的只有它传统的人员素质。截至1944年，经典的德式兵法的关键要素可能早已作古。包围战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而独立指挥的思想（Auftragstaktik）对于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的图谋失败后被带到“荣誉法庭”上的军官们来说就像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不过普鲁士军队还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咬牙坚持的漫长战史，这种传统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顽强（Hartn??ckigkeit）、坚韧（Beharrlichkeit）、无情（Rücksichtslosigkeit）、冷酷（Kaltblütigkeit）和意志力（Willenskraft）：这些字眼是1944—1945年的强力口号。
历史学家常常指责希特勒“外行且大有问题”的决策，认为他不该坚持让每个阵地死守到最后一人一枪，把每一座城镇指定为堡垒（Festung），每一个村子指定为筑垒地点（Feste Platz），甚至要求“寸土必争”。这类命令当然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元首摆出的姿态—在不利的力量对比下傲然挺立，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向命运挥舞拳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腓特烈大帝的传统。这个政权曾经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把自己塑造为旧普鲁士的正统合法继承人，其中最著名的举动就是操办1933年的“波茨坦日”（Day of Potsdam），此时它又提出了“不惜一切代价坚守”（Haltenumjeden Preis）的要求。和旧时代的普鲁士领导人一样，第三帝国号召它的军官们不成功便成仁，而许多军官本能地被这种号召所感染，尤其是那些一线军官。说实话，他们的反应甚至有可能并不是完全自觉的。而当罗斯福的死讯在1945年4月传到元首地堡时，也许真有许多人觉得这是“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再现。
但不论有哪些来自普鲁士过去的长远因素发挥着影响，年代较近的因素也同样重要。其中有一个促使德国军官坚持战斗的因素，就是他们害怕苏军打进德国以后会实施报复。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对苏联的所作所为，因此有充分理由担心，而苏军士兵在德国的行径也为这一担忧提供了一切必要的理由。另一个因素是同盟国在1943年年初宣布，将以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作为主要的战争目的。至此，同盟国已经认定希特勒并不是一意孤行地发动战争的，德国军官团的容克贵族们也起到了协助和怂恿的作用。而自战争开始以来，希特勒自己的残暴行为已经堵死了一切和平谈判之路。无论喜欢与否，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已经是荣辱与共的关系了。事实上，希特勒在战争期间为了保持这种关系，曾经动用巨资向他的将军们行贿—给他们提供丰厚的报酬和广袤的田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捐赠”。
不过，促使这些将军们继续战斗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1918年的幽灵。如果说有一种撕心裂肺的体验是这个军官团的每个人所共有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他们深信，当时这支军队正站在胜利的边缘，只是因为遭到大后方的政客和形形色色的叛国者——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和犹太人—的暗算（Dolchstoss）才失败了。其实所谓的暗算并非事实，在1918年秋天最先求和的正是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Erich Ludendorff）领导下的德军总司令部本身。不过“暗算”一说虽然虚妄，但却并不代表德国军官团不相信它。为了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人类总是能够无底线地相信各种谎言、奇谈和自辩理论，国防军军官们的这种想法只能说是人之常情。因此他们赌咒发誓，这一次绝不会软弱或动摇：他们要战斗到底，战斗到午夜来临，“甚至是午夜之后的五分钟”，如果这就是代价的话。
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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