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长歌_张小康_9787220094651_图书馆读者荐购服务平台

本书记述自1949年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主体的进藏部队奉党中央、毛主席命令从西南、西北进军西藏, 至1960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 展现解放西藏, 修筑康藏、青藏公路, 建立民主政权, 平息叛乱到民主改革的历史画卷。

　　热地
　　张国华同志的女儿张小康的《雪域长歌——西藏1949—1960》，记述了六十多年前以十八军为主体的解放军指战员克服无数艰难险阳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情景，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西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历史功绩。真人真事，真情实感，令人感慨，也让我回忆起许多往事。
　　我出身在藏北那曲地区比如县夏曲镇的一个贫苦牧民家庭，那时我也是农奴。小时候为了生活，冰天雪地里到处流浪要饭，给部落头人、牧主、活佛当佣人，在寺庙当过小扎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被人称为“坡哲热地”（“男鬼热地”），受尽欺凌和苦难，至今身上还有旧西藏留给我的块块伤疤。我的小弟就是活活饿死在母亲怀里。那时穷人的死活根本没人关心。我们只觉得受压迫、受剥削是命中注定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解放军被称作“红汉人”。有些部落头人、活佛公然散布：“红汉人不好，不能接触。”当年解放军和工作组进藏时经常路过我家乡，住在部落头人达珠本的家里（达珠本是个爱国人士，开始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农牧科长，后来担任过那曲地区副专员）。年少的我在达珠本家当佣人。解放军对我这样的穷人特别好，给吃的、穿的东西，经常给我讲革命道理，从解放军那里我感受到从没有过的温暖。后来解放军大部队进驻西藏，修建青藏、康藏等公路，我就经常给他们领路、送信。慢慢地，接触时间长了，对解放军的了解和认识也更多了。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宣传队、生产队，许许多多事情让我非常震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解放军严格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进军西藏、和平解放的各项政策，非常尊重、充分保护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当时虽然《十七条协议》已签订，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上层暗中下令，对解放军进行粮食封锁，不许把一粒粮食卖给解放军，甚至扬言：打不走他们，饿也要把他们饿走！解放军严格贯彻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精神，再缺粮再饿肚子，也绝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宁肯饿死，也绝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原西藏地方政府不让卖粮给解放军，但有些百姓看到解放军实在是太艰难，就偷偷地把自己家里的部分粮食送给解放军。解放军开始坚决不要，但是群众一再要求一定要收下他们的粮食，最后解放军只好付钱购买群众的粮食。解放军坚持“长期建藏，边疆为家”，开始开荒种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不仅从来没有跟老百姓争过粮食，而且还把生产出的粮食分给老百姓。
　　那时在我家乡瓦塘村大约驻了一个连的解放军，他们小部分借住在周围的空房子里，大部分还是自己搭帐篷。我亲眼看到，因为高寒缺氧、条件艰苦，再加上气候恶劣、冰天雪地，很多解放军的嘴唇和手都；东裂了。而旁边的寺庙大殿非常宽敞，住几百人没问题，但他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从来不进到寺庙大殿里。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心里很同情他们，也很感动。不仅如此，解放军还给寺庙发布施，当时我还领到过银圆。
　　第二个深刻的印象是解放军爱民亲民，与西藏老百姓建立了鱼水深情。旧西藏的藏兵到处欺压穷苦人，敲诈勒索，肆意打骂、剥削百姓，老百姓都很惧怕他们，每每听到藏兵马脖子上的铃铛Ⅱ向都吓得要命。解放军进驻以后，刚开始大家躲得远远的，后来发现他们跟藏军是截然不同的军队：他们克服物资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各种困难，自己吃野菜，却十分关心穷苦百姓，送吃送穿，免费给大家看病治病，帮助老百姓发展生产。跟那些欺压百姓的藏兵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发自内心地感到解放军是“菩萨兵”，“金珠玛米呀咕嘟（解放军好）”。
　　解放军与藏族群众真诚相待，和睦相处，彼此之间感情非常深厚。后来还有很多解放军跟当地的藏族同胞结婚、生子，在西藏扎下了根，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真正体现了藏汉亲兄弟，军民一家人，谁也离不开谁。
　　第三个深刻的印象是解放军重视、尊重并积极学习藏语言文字。为了更多更好地了解西藏的过去和现在，更好地跟藏族同胞沟通，解放军要求每一个干部战士都要学习藏语文。十八军提出，在藏区工作，不懂藏语文，寸步难行，必须要学习好藏语文，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当时，解放军开办了各种层次的藏文培训班，从最基本的三十个藏文字母开始学起，努力学习藏语文。后来，相当一部分解放军同志的藏语文水平非常高，他们精通藏语文，熟悉藏族历史文化，能熟练用藏语与当地老百姓沟通交流，甚至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的文件、宣传材料等都能用藏文撰写，让我们非常惊讶和感动。
　　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祖辈辈受压迫、受剥削的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当时我家乡所在的县边平叛边进行民主改革。为了培养藏族干部，解放军和工作组动员藏族青年到内地学习。
　　八年相处，我早已把解放军当作亲人，认定解放军是好人，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解救我们的。我就是从认识解放军开始认识共产党的！在我心里，解放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解放军。我下决心报了名。在我家乡，最初有二十几个人报名，后来不少人听信了“汉人要把这些人弄到很远的地方去做苦力，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的谣言，改变了主意，我是少数没有动摇的。于是，我很幸运地成了家乡到内地学习的第一批学员，到了首都北京，进入中央政法干校（现在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习。可以说，我能到北京上学，完全是解放军教育、帮助和鼓励的结果。
　　这次学习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家乡，第一次坐上汽车、火车，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看到天安门，第一次坐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最让我一生难忘的是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全体学员。过去，我只知道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但从没有想过能亲眼见到毛主席。在见到毛主席那一刻，我感觉这不是在做梦Ⅱ巴?心情非常激动，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真是感受到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北京四年的学习，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让我看到了家乡以外的世界，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让我懂得了穷人受苦受难，没有自由和人权，不是命不好，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受到三大领主的压迫剥削。这四年的学习，让我逐步树立了忠诚于党、终身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理想和信念。
　　正因为如此，西藏人民对解放军的感情特殊且真挚，解放军的精神被西藏各族人民永远铭记，并大力学习、提倡和弘扬。“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我们无比怀念那些在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为西藏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幸福安康作出重大贡献，奉献热血、青春和生命的“老西藏”们。没有他们，西藏就不会有今天繁荣稳定的大好形势；没有他们，西藏各族人民就不会有今天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西藏人民永远感谢他们，他们永远活在西藏各族人民心中。
　　（本文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雪域长歌：西藏（1949-1960 精编纪念版）》：
　　第一章紧急召唤
　　最高统帅，重重落子
　　准确地说，这是一群人的故事，是这个群体所经历的一个特殊年代的故事。整个故事始于1949年年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中国革命史上最后一次大进军开始了，这就是进军大西南。
　　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行进在公路上，士气异常高昂。结束湘南战役后的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主力五十二师与四野三十八军的一一四师走在同一条公路上，挤在一起，双方各自走成一行，并肩前进。
　　进军开始不久，十八军已经接受了接管川南的任务，并由此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调动，全军要接管二十二个县。
　　时任十八军保卫部副部长的张向明回忆道，部队在湖南邵阳住了几天后又出发，途中听说去川南后干部分配地方的方案已经出来，班子也明确了：川南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大章、第二书记彭涛，行署主任张国华（十八军军长），自贡市委书记谭冠三（十八军政委）。张向明回忆说：“我分配到自贡市当公安局长。在去贵阳的路上，我们就把要去川南的人拉了出来，离开了军部，军部的其他领导同志还留在军部。李大章、彭涛及我们这些要南下的干部走到了一起。到贵阳后很快我们就入川了。”
　　此时全国的形势是，解放西北的战事已经渐渐平息，解放大西南山地丛林的战事仍在进行中。东南沿海的泉州、厦门的野战部队一直把国民党残敌追至金门、马祖，并严守海防，以防退守在台湾和澎湖的国民党军残部伺机反扑。而在雷州半岛，解放海南岛的部队已经集结，习惯了陆地作战的部队，正在忙着修船造艇，海滩训练，人人摩拳擦掌，恨不得一步跨到海峡对岸……
　　而这时，新生的共和国的领袖，正在这张“解放”的宏伟蓝图上，重笔勾勒着另一组红色箭头。
　　高高兴兴地全力投入到接管、经营鱼米之乡的川南的十八军官兵们绝不会想到，1949年底，千里万里之外，在全速驶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最高统帅毛泽东重重落子，一项伟业筹划已定，一统祖国大陆最后一役的句号，最终将由他们亲笔画上。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并西南局写信，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2月31日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作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的战斗任务。
　　1950年新年第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迎接一九五〇年元旦》。社论中写道：“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全中国统一大业。”
　　时隔四十年后，美国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于1991年出版了《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书中提到，1949年11月2日，也就是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中，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给毛泽东发出一封信。
　　戈尔斯坦在书中写道：“西藏政府‘外交局’发了一封天真得出奇的信给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保证不进攻西藏，并且表示西藏希望同共产党协商归还当时被中国占据的藏族聚居区的问题。”
　　在这封信里，噶厦政府声称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而且“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
　　戈尔斯坦评论道，“西藏噶厦政府的目的是企图获得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大力支持”。他们认为，“不能单靠印度给予帮助和支持。因此他们决定把发给毛泽东的那封信的抄件分别寄给美国和英国政府，向他们寻求政治和军事援助”。同年底，噶厦地方政府派出四个“亲善使团”到英、美、印和尼泊尔请求“帮助独立”。正在噶厦政府与各国接洽之际，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这一信息。
　　现在看来，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批评当年噶厦政府的这封信“天真得出奇”，一点儿没说错。噶厦政府似乎是在玩捉迷藏，故意隐藏起了西藏自古就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但这可不是儿戏。
　　早在八百年前的元代，西藏就归入了中国的版图，并由中央政府实施行政管理。自此以后，西藏但凡有内忧外患，都得由中央政府出面乃至出兵才能解决。就说达赖喇嘛本身的神权地位，以及在达赖喇嘛主导下的政教合一统治——包括噶厦政府作为地方政权本身的合法身份，都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建立和延续的。此外，达赖喇嘛神权地位的传承要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并且“册封”，那更是久已形成的定制。即或是晚清民初中央政府最为衰弱的时期，也从未放弃过对这方土地的主权。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198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它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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