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春，英国人武装入侵阿富汗，几乎未遇抵抗。但两年后，阿富汗人揭竿而起，义民起事演变成举国上下的暴力反抗。英阿战争以不列颠惨败告终。威廉·达尔林普尔基于新的多语种材料，以生花妙笔解析不列颠帝国史上的大灾难，而这一灾难与当前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所面临的不断深化的危机显然有类似之处。
英阿战争是一场独树一帜、记载翔实的冲突。书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作者运用了大量未被开发的宝贵资料，如阿富汗史诗、官方宫廷历史还有沙?苏贾的自传等来自诸条战线各方各面的新的原始资料，同时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分析出为什么19世纪的英国和21世纪的北约在阿富汗都泥足深陷。作者的对中亚、印度历史的深刻理解以及出色的叙述能力，使得本书成为分析与可读性俱佳的作品。
作者按语（部分）
2006年冬，正值西方列强对阿富汗的最新武装入侵的形势渐趋恶化之际，我萌生了撰写一部新史书的念头，旨在讲述不列颠意图掌控阿富汗的首次失败尝试。轻易征服异邦、成功扶植亲西方的傀儡统治者之后，傀儡政权面临日益广泛的抵抗。历史开始重演。
在前期调研工作中，我参访了与这场战争相关的许多地方。……越是近观细察，就越发觉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新殖民主义的轻举冒进似乎清晰重现了西方世界在阿富汗的初次灾难性纠葛。1839年的战争是根据经篡改的情报发动的，情报论及的威胁事实上并不存在。有关俄国使臣只身前往喀布尔的消息，被一群野心勃勃、受意识形态驱使的鹰派人物夸大并操纵，在这件事上，造成对捕风捉影的俄国入侵的恐慌。正如恐俄的英国大使约翰·麦克尼尔1838年自德黑兰所写：我们应当声明，不与我们为伍便是与我们为敌……我们必须保卫阿富汗。由此引发一场徒劳无益、代价高昂、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
我渐渐意识到，这两次武装入侵的大同小异并非只是逸话趣谈，而是凿凿有据的事实。170年后，在新的旗帜、新的意识形态以及新的政治傀儡操纵者的幌子下，相同的部族抗争和诸多战役继续在同样的地方展开，敌对双方斗个你死我活。相同的城市由说着同一种语言的外国士兵驻守，遭受来自同一片绵绵丘陵和高海拔山口的袭击。
在这两起事件中，侵略者都认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入侵，实现政权更迭，而后会在两三年内全身而退。在两起事件里，他们均未能避免自己卷入更广泛的冲突。英国人无力应对1841年爆发的起义，不仅由于英国阵营内部领导失败，而且是麦克诺滕与沙·苏贾之间战略关系破裂的产物。如出一辙的是，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领导层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一直是最近兵戈扰攘、局势失控的关键诱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阿富汗扮演着麦克诺滕的角色。2010年我参访喀布尔时，当时的英国特别代表谢拉德·考珀科尔斯爵士评述称，霍尔布鲁克是一头蛮牛，走到哪儿就把自己的瓷器店带到哪儿。这段描述完全可以用来概括174年前麦克诺滕的作风。谢拉德在回忆录《来自喀布尔的电报》(Cables from Kabul)中，对当前占领失败的原因做出分析，读起来惊人地类似于解析奥克兰和麦克诺滕缘何折戟沉沙。对于如何抽身而出没有任何实际想法就搅和进来；几乎蓄意误判挑战的性质；频繁更换目标，没有环环相扣、协调一致的计划；大规模任务蠕变；政治与军事指挥不统一，各执己见、一盘散沙；劳师袭远的军事行动的关键阶段，将注意力和资源转移到另一场战争(当前情形下是伊拉克战争，当年是鸦片战争)；本地盟友选择不当；软弱的政治领导层。
过去和现在一样，阿富汗的贫瘠不毛就意味着不可能向阿富汗人征税，以资助占领者的侵占行动。在如此难以抵达的领地维持治安代价高昂，反倒耗尽占领国的资源。现今，美国每年在阿富汗的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在赫尔曼德省的两个辖区保留海军陆战营的开支，比美国给埃及全国提供军事和发展援助的费用还要高。在这两起事件中，定夺撤兵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几乎与阿富汗无关，换句话说，取决于侵略国本土的经济状况和变幻莫测的政局。
随着我的调研工作继续进行，令人着迷的是，看到当今社论专栏中唇枪舌剑热议的同一类道德问题，如何在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来往书函中以同等篇幅加以讨论。何为占领国的伦理责任？正如一名英国官员1840年所述，是应当殚精竭虑为人类谋福利，拥护社会革新和性别变革，取缔诸如以石击毙通奸妇人一类的陈规陋习，还是应当心无旁骛地坐稳江山，莫无风生浪？倘若盟友开始生烤活煮仇敌，是否予以干涉？是否尝试推行西方政治制度？正如间谍组织首脑克劳德·韦德爵士于1839年武装入侵前夕的警告所言：我认为最为可怕并需有所警惕的莫过于妄自尊大。我们如此目中无人，往往习以为常地将自己的制度习俗视为佼佼不群，一心想把它们引入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如此干涉即便未促其诉诸暴力，也总会引发激烈争议。
对现今身处阿富汗的西方人来说，第一次英阿战争的灭顶之灾提供了令人忐忑不安的先例。绝非偶然的是，驻喀布尔的外国通讯员最喜爱的酒舍叫作甘达玛克小屋(Gandamak Lodge)，阿富汗南部的一座主要英军基地依照第44步兵团背水一战的唯一幸存者的名字被命名为苏特营(Camp Souter)。
与之相反，对阿富汗人而言，1842年挫败英国人已成为从外国侵略中获得解放的象征，标志着阿富汗人拒绝再一次被任何外国列强奴役的坚定意志。毕竟，喀布尔使馆区仍以维齐尔阿克巴·汗的名字命名。如今在巴拉克扎伊的民族主义宣传中，阿克巴·汗作为1841~1842年首屈一指的阿富汗自由斗士而被世人铭记。
这段历史的种种细节让阿富汗人对外国统治深恶痛绝，西方国家的人们或许早已忘记，阿富汗人却刻骨崩心、千古不忘。具体说来，在阿富汗，沙·苏贾依旧是通敌叛国的象征。2001年塔利班诘问手下青年：你们想作为沙·苏贾的后人遗臭万年，还是想作为多斯特·穆哈迈德的子孙流芳百世？奥马尔毛拉上台掌权时刻意效法多斯特·穆哈迈德，像多斯特·穆哈迈德一样，他从坎大哈圣祠取来先知穆罕默德的神圣斗篷披裹在自己身上，宣称将师法自己的楷模信士的领袖。此举有意直接重现第一次英阿战争中的诸事件，全体阿富汗人即刻了悟其中的特殊寓意。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著有《仙那度》（In Xanadu）、《精灵之城》（City of Djinns）、《圣山来客》（From the Holy Mountain）、《迦梨时代》(The Age of Kali)、《白莫卧儿人》（White Mughals）、《最后的莫卧儿人》（The Last Mughal）以及新出版的《九种人生》（Nine Lives）。他曾获汤玛斯·库克旅游文学奖(Thomas Cook Travel Book Award)、《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英国年轻作家奖(Young British Writer of the Year Award)、法国星盘图书奖(French Prix dAstrolabe)、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Prize for History)、苏格兰年度图书大奖(Scottish Book of the Year Prize)、达夫·库珀纪念奖(Duff Cooper Memorial Prize)、亚洲之家亚洲文学奖(Asia House Award for Asian Literature)、沃达丰纵横字谜图书奖(Vodafone Crossword Award)，还曾三次入围塞缪尔·约翰逊奖(Samuel Johnson Prize)初选名单。2012 年，达尔林普尔获任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院惠特尼·J.奥茨(Whitney J. Oates)客座研究员。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居住在德里城外的农场。
【译者简介】
何畅炜，华南理工大学工学硕士，擅长翻译科技资料，初次涉足历史专著。
李飚，中山大学生物学博士研究生，IT行业从业多年，喜钻研、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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