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祭》是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代表作与成名作，它本是一部芭蕾舞剧。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的这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以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为切入点，对于弥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的向往自由、叛逆、希望破旧立新的朦胧意识等社会和文化的新动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深刻的解读。埃克斯坦斯认为，正是以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为代表的这种人们看待生与死、自由与生存的意识及其在当时的资产阶级中的蔓延和得到认可，确立了现代的某些观念和意识。
这是一部文化史，它将现代战争的研究与现代文化的研究相结合。本书试图揭示的一个主题是，历史已经被迫放弃它曾经拥有的许多，并将其交给虚构。大多数战争史的写作都只是把关注点放在战略、武器装备和组织工作上，放在将领、智囊和政治人物上。与之相反，作者在故事中，将无名士兵放在前沿和中心。从当时的文学、芭蕾和电影等艺术形式中寻找士兵精神状态和行为动机的根源。他们就是斯特拉文斯基所谓的祭品。
前言
领略了宁静的乡村、连绵的群山和牧场，还有仪仗队般挺拔的橡树之后，你从梅斯沿3号国道到凡尔登郊外，在离城几公里远的地方，一幕大煞风景的阴郁景象突然映入眼帘，令人心头一震。那是一座坟场。堆放得高高的，在公路上便可一览无余的，是许多被压扁的尸骸、变形的躯壳和嶙嶙白骨。可这坟场却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鲜花，访客也寥寥无几。路过的人甚至多半都没有留意这个地方。但它对于20世纪以及我们的文化指涉来说，却有着重要的纪念意义。许多人都说，那是现代的价值观及其目标的象征，是我们奋斗和遗憾的象征，是歌德祈求的“死亡与生成”的当代阐释。那是一座汽车坟场。
继续向前，进入凡尔登并穿城而过，再由小道驶向东北，你就可以发现一座更大的坟场。这座坟场有十字架：成千上万，排列整齐，白色，一模一样。如今，路过汽车坟场的人要比路过这座坟场的人多。觉得自己和被压扁的汽车有联系的人，也比觉得自己和这座死气沉沉的墓地有联系的人多。这是一座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阵亡者的墓地。
这是一本关于死亡与毁灭的书。它讲的是坟场。但它其实也是关于“生成”的书。它讲的是20世纪前半叶我们现代意识的出现，特别是对于解放的迷恋。同时，它还谈到了大战——按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说法——之于上述意识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墓地相比，汽车坟场连同其所有的蕴涵——“我认为汽车如今在文化上就等同于哥特式大教堂。”罗兰·巴尔特写道——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当代的心灵来说意义要大得多，但本书将试图表明，这两座坟场是相关的。由于我们对速度、创新、无常及灵性的执著，同时生活又处于行话所说的“快车道上”，从而使整个价值观和信念都不得不退居次要的位置，而大战，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乃是上述发展过程中唯一最为重大的事件。
我们的书名——它来自一部芭蕾舞剧，该剧是现代主义的标志性作品——暗示着主题：运动。这个充斥着离心运动和悖论的世纪，其最高的象征之一就是死亡之舞，带有反讽性质的、充满狂欢和虚无主义的死亡之舞：我们在追逐自由的过程中获得了终极的毁灭性力量。1913年5月，即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在巴黎首演。它以充满活力的叛逆性，以用死亡作祭来表达对生的庆祝，成了一部对20世纪的世界来说也许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20世纪的世界在追求生的过程中，把死亡带给了成百上千万名最优秀的人。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起初想把自己的总谱定名为《祭品》（The Victim）。
要证明大战的重要性，当然一定要谈到卷入其中的利益集团和情感。本书是从宽泛的文化史角度来探讨这些利益集团和情感的。这类历史所关注的，肯定不只是音乐和芭蕾之类的艺术，甚至也不只是汽车和坟场；它最终必定要溯及风尚与道德、习俗与价值观，不论是口头说的还是实际做的。这项工作也许艰难，但文化史至少得努力把握时代的精神。
要领会那种精神，就要看一个社会注重的是什么。芭蕾、电影、文学，还有汽车和十字架，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重要证据，但十字架在社会对于这些象征物的反应中才是最丰富的。在现代社会，正如本书将会表明的，艺术的追随者就像霍比特人和英雄人物的追随者一样，对于史学家来说是比书面文件、艺术品或英雄本身更为重要的关于文化特性的证据来源。所以，现代文化的历史应当既是一部挑战史，也是一部反应史；既是小说的历史，也是小说读者的历史；既是电影的历史，也是电影观众的历史；既是行动者的历史，也是旁观者的历史。
如果说现代文化的研究是这样，那现代战争的研究也是这样。大多数战争史的写作都只是把关注点放在战略、武器装备和组织工作上，放在将领、智囊和政治人物上。在试图从宽泛的和比较的角度去评估战争与文化的关系时，对普通士兵的精神状况和行为动机相对而言关注得很少。在我们的故事中，无名士兵处在前沿和中心。他们就是斯特拉文斯基所谓的祭品。
像所有的战争一样，1914年的战争在爆发的时候也被看作机遇，不论是为了改变还是巩固。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成了令人生畏的工业和军事强国，成了战争前夕最能代表变革和更新的国家。在各国当中，它是活力论（vitalism）和技术才华的具体体现。对它而言，这场战争乃是一场解放战争，是摆脱资产阶级虚伪的形式和便利的战争，而英国则是德国要反叛的那种秩序的主要代表。实际上，英国是世纪末世界中最主要的保守势力。作为头号工业国兼世界和平的代理人，作为信奉以议会和法律为基础的进取和进步的伦理象征，英国不仅觉得自己在世界上高人一等，而且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能量与躁动，还觉得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威胁。英国的介入，将使1914年战争从大陆性的权力斗争演变为名副其实的不同文化的战争。
国家间关系在世纪更替之际日益紧张，同时，一些根本性冲突也从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和行为的领域浮出水面：艺术、时尚、代际的性观念，还有政治。在我们的世纪成为中心的整个解放主题，比如妇女解放、同性恋者解放、无产阶级解放、青年解放、欲望解放、民族解放，在世纪之交就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先锋派这个说法通常只适用于在创作中倡导实验方法并强烈主张反叛既定权威的艺术家和作家。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既包括这种先锋派，也包括在追求解放以及反叛行为背后的智识冲动。对于先锋派和现代主义这两个概念，很少有批评家敢于更进一步，把它们用于艺术之外的社会和政治反叛力量，用于一般的反叛行为，并进而去把握广泛的情绪和斗争浪潮的实质。本书会做这样的尝试。文化会被视为社会现象，而现代主义则被当作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冲动。本书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德意志是我们20世纪最为突出的现代主义国家。
像先锋派在艺术领域一样，改革的热情也席卷了世纪末的德国。到1914年，它开始向自身和国际社会展示处于交战状态的精神的思想。在经历了1918年战败的创痛之后，激进主义在德国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变本加厉。1918~1933年的魏玛时期和1933~1945年的第三帝国，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对我们来说，先锋派听上去好像是正面的，而冲锋队则有着可怕的含义。本书认为，在这两个术语之间，或许存在某种亲缘关系，而这还不仅仅是说它们的起源都和军队有关。艺术领域中的内省、原始主义、抽象以及制造神话，和政治领域中的内省、原始主义、抽象以及制造神话，可能是两类相关的现象。纳粹的庸俗艺术和许多现代派艺术家称颂的高雅的艺术宗教可能也存在某种亲缘关系。
我们的世纪是生活和艺术合为一体的世纪，是存在变得审美化的世纪。本书试图揭示的一个主题是，历史已经被迫放弃它曾经拥有的许多权威，并将其交给虚构。不过，在我们后现代的时代，妥协或许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为了寻求这种妥协，我们的历史叙述是以戏剧的形式展开的，分成不同的幕和场——就这些词丰富多样的意思来说。起先是事件。只是在后来，结果才会显现。
作者简介
莫德里斯·埃克斯斯坦是多伦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他受人称道的畅销书《春之祭》曾在九个国家出版，并荣获华莱士·K. 弗格森奖和延龄草图书奖，还被《环球邮报》和《纽约时报》列为当年的优秀图书之一。《漫步天明后》(Walking Since Daybreak)也是一部全国畅销书，获得过皮尔逊作家信托基金非虚构图书奖，并被《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洛杉矶时报》和《环球邮报》列为2000年优秀图书之一。他备受期待的《春之祭》续篇《太阳舞》(Solar Dance)也已出版。
译者简介
李晓江，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爱书。教书、读书之余，亦以译书为乐。译有《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斯大林的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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