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疾病与社会(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6辑）)_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_9787532588404

《药品、疾病与社会》为《近代中国研究集刊》丛书之一种，共收录蔡忠志、陈光华、皮国立、游智胜、苏精、张仲民、罗婉娴、陈重方、刘士永、周永生、孙煜等来自复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及台湾中国医药大学、长庚大学、中原大学、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者有关医疗史的论文11篇。本书论文研究时间跨度较大，有助于我们长时段看待和理解医疗史，有助于展现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变因和多元面貌。

历史学是一门总结前人经验的人文科学。从诞生到成长，在历史学土壤中成长的，极具文化史性格的医疗社会史，其发展也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透过前人不断的耕耘，虽然其发展仍不及传统的政治史来得兴盛，但却有逐渐迈向主流的目标与期待。编者以为，医疗史研究者应该努力从历史的现象中，不断挖掘从医学、身体、疾病、卫生、药物等面向的发展，包括各种知识的成形、运作与转型，以展现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变因和多元面貌，如此医疗史才有可能成为认识历史的一条重要路径。

职是之故，编者特别筹划了这一系列的主题，邀集学者、集思广益，展现集体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主题或可以用药品、疾病与社会来标注；而且本书跨越的时间范围很广，恰可有助于我们长时段第看待和理解医疗史。

若依相关主题来介绍，蔡忠志的《两汉时期本草学文本形成的历史图像兼论法象药理学的萌芽》，将历史上本草知识的系统抽离出来，加以分析，有别于传统研究者多将药学史放在医学史的脉络中来理解，切入点很有意思。该文指出：两汉是本草文本基本成形之关键时期，早期本草知识的集结，与博物学有关，后来发展出作为中药药理主流的象（形、色、味等等外显特征）以及抽象之数（阴阳、五行的对应）两大原则，而本草学的形成期，作者推定在西汉中期以后到东汉中期之间。作者虽然以两汉为主，但也兼及后代本草发展之脉络，互相对比，对于读者理解中国本草史的知识系统，具有一定的贡献。

接续着古代的药学知识，刘士永的《科学中药与抗生素：掠影台湾社会里的医药想象》，则为读者讲述近代东亚药品知识中的理解与想象。该文虽以掠影为题，但实则用俯瞰的角度，将台湾一地的医药观念变迁进行了一次完整的梳理。全文主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份探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药业发展，论及科学中药或科学汉方等名词在1930年代后的日本诞生，在制作上是以科学方式，浓缩萃取传统中药或方剂中的有效成份而制成，其包装常与西医成药相仿。一来能以科学为名跟西药一较高下，又符合台湾殖民地经济的市场需求，满足台湾社会对现代药理科学的想象。第二部份，则牵涉国民党政府退居台后，在美援物资的背景下，其先进的医学观念对台湾人服药和健康观念的塑造。正如作者所言，本文看到的是台湾用药传统千丝万缕的交错，以及现代与传统对药物想象的重层交迭及销融。该篇文章对读者思考现下药品文化的存在，颇具省思作用，亦即科学与进步在某个角度上是客观的，但有时却又是商品与市场经济建构出来的一种神话，实发人省思。

而接续着谈到商品与市场经济对医药生产与消费的影响，本书收录了二篇论文。首先是张仲民的《当糖精变为燕窝孙镜湖与近代上海的医药广告文化》，作者延续他长期以来对近代医药广告史的研究，在史料上可说驾轻就熟。该文把焦点放在分析晚清孙镜湖及其创造出来之没有燕窝的燕窝糖精，还揭露了各种药品广告造假、炒作、包装之手法；这些源自孙镜湖的把戏，可说将晚清医药广告造假的文化推向繁荣，并产生广泛影响。孙氏建构时人关于燕窝糖精的知识，立足之基础即在于时人对补的需求，与强调燕窝作为贵重补品的优势和价值，并强调该药之生产特色机器和化学，这类时人非常崇拜却不甚理解的新式科学名词，它对部分趋新的消费者很具吸引力。而孙镜湖的身份，其实跨越在赚钱的江湖骗子和有高瞻远瞩计划与准备的精明商人之间，不过一线之隔。读完这篇文章，或许可以给读者许多对于现代药品制造与营销之反思，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医疗史就不仅只是逝去的历史，因为无数的燕窝糖精仍借尸还魂在人间大行其道呢。

周永生的《药材短缺与建国初年上海药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以1949年之后上海的药材业为考察对象，探讨当时政策对药材业改造与药材短缺之间的关系。在新中国开始以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背景下，政府逐步限制与排挤私营药材商，同时增强国营与合作社的药材购销力量，但其中出现的显著问题就是上海药材私商接受改造，导致药材购销受到诸多限制，营业能力大为削弱，连带引发当时药材短缺之现象，整篇文章扣紧经济政策与药材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文章中也可见到如此现象对中医营业和民众服药的各种负面影响，从中可见医疗史与政治史之互涉，从医疗史中可看到政治发展之趋势与影响，这篇文章是一个极佳的范例。

围绕着历史上疫病知识的生产和社会应对，本书也有不少相关内容。陈光华等人所著的《论证中国疫病史之难：以金末汴京大疫是否为鼠疫为例》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论文。该文的主题是探讨金末的汴京大疫，过往许多历史研究指出该次疫情可能为鼠疫，但这位出身医师的作者，在分析了包括死亡率、季节、文献描述后，再以西医的流行病学眼光来审视，认为过往的推论都有待商榷，并提出了用传统文献解读疫病史之困境。该篇综合文献学、医学科学等视角，来省思现下疾病史研究之困境，这样的切入视角颇发人省思。

至于中国近代防疫的例子，则仍可以从兴盛的鼠疫史研究来理解。罗婉娴的《防疫与殖民管治危机﹕以1894年香港鼠为研究个案》，以香港的例子解说殖民政府对鼠疫之应对，恰可与晚清政府做一对比。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若殖民地的疫病蔓延无法控制，不但损及殖民官民的性命，也直接影响了殖民地的统治稳定和帝国声誉，故防疫卫生实为近代国家必须重视的事。作者运用香港政府的档案资料、报告、报刊，试图理解现代化的防疫知识如何在殖民政府(英人)和被统治者(华人)之间的拉扯，这种冲突也展现在中西医知识和具体实践之上。最终，殖民政府藉由防疫的事务，逐渐将西医的知识和卫生制度引入香港，西医在香港得以普及和进一步发展，渐渐成为该地主导的医学。相对于罗婉娴所论西医知识的攻城略地，皮国立《近代中医的防疫技术与抗菌思想》一文，则延续探讨近代中医在面对西医防疫知识的强大压力下所作的响应与反思。该文以民国报刊数据内的中医知识作为主要探讨的对象、辅以医书，探讨过往常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中医防疫知识，具体呈现了当时中医的研究与实际操作方式，试图探索一种中医式的日常杀菌思维。在西医东渐的东亚社会，这两篇西医与中医的防疫知识与具体操作，可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对比，也展现了医疗史的多元性张力和东西方对话的丰富层次。

在医学知识的生产与操作方面，本书也有几篇佳文，都涉及到西方医学知识

在近代的生产及其影响。长期于法医史文献中耕耘的陈重方，以《清末民初以来检验吏、检验员的境遇》一文，阐述了民国时期法医制度的建立及其训练与内在知识转型的困境。从法医制度建立的复杂性，来为读者揭示历史发展并不能用一种单线的思考来理解，特别是民国以后《洗冤录》的现实意义、价值，并未完全消失；这本原应该丢弃到故纸堆中的文献，竟然还于法医学的现代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见传统与现代的分界，常在近代知识领域中产生拉扯与跨界。苏精则写就《合信〈全体新论〉的生产与初期传播》，全文围绕着英人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和他的著作《全体新论》来展开。合信是一位非常重视在华传播医学知识的传教医师，他于1851年出版的《全体新论》，对近代中国人的医学知识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梳理该医书对当时中国医学所产生的影响与冲击，即为一例。不过，本文之作自有其新意，因为该文使用了合信本人所留下的文献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包含伦敦传教会档案中的书信报告，以及伦敦卫康图书馆内所藏的文献，综合讨论合信藉由印刷出版来传播医学知识与基督教义的理念，还有编印《全体新论》的背景与构想、印刷技术、费用乃至流通等问题，并分析晚清医疗和传教这两个重要且相关之现象，这些信息对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近代中西医汇通与西医知识流通等问题，有一定的启发。

一本书的成立，毕竟难以周全且面面俱到，但人文社会学科专著的重要性及其所展现的全面性，还是单篇期刊论文难以超越的。现在大学评鉴多用理工学科的观点来将人文研究的主题切割、零碎化，致使好的学术专著无法诞生，对历史学的发展无疑是一种伤害。用一群人的研究、组成一个具主题性理解之专书，阐述一个或数个相近的概念在时代中的生成与变迁，才是一种重视历史解释的展现。感谢本书每位作者的付出，愿意贡献出其研究成果，才有这辑药品、疾病与社会专号出版的可能。

编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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