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的产权经济学研究_邹淼_9787552022841

本书以历史逻辑为顺序，以城乡产权制度改革为背景，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结论：首先，农民工劳动力产权侵害是农民工问题的本质；其次，农民工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正的外部性；再次，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是降低交易成本、保护农民工产权、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乡产权制度改革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由于二元户籍制度体制的存在，进城务工的农业劳动力身份转化困难，拥有农业户籍与工人职业双重身份的农民工阶层产生。2016年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8170亿人，约占总就业人口的36.37%，其中外出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1.6884亿人，约占城镇就业总人口的41.78%，农民工规模庞大，已经成为我国城镇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过去的30年中，农民工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的GDP贡献率达到21%。与此同时，农民工问题产生，民工荒的出现以及农民工城市犯罪率的增长等，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逐步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伊始，国家为农民工提供自由进城务工的准入性产权制度安排，国家与农民工群体之间、企业与农民工群体之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产权结构关系。在这两种差异化的产权结构关系中，国家、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强弱势产权地位差距明显。农民工同国家、企业进行产权交易谈判过程中，无法有效争取应有的产权权益，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受到侵害，农民工问题形成，普遍表现为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社会保障率低下，以及农民工相关公共服务缺失等。农民工问题的存在，一方面阻碍了劳动力自身的增殖再生产与农民工子女素质的提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增加了难题；另一方面阻碍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利于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学术界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一些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对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深层本质分析不足，导致了实践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成效有限。笔者认为应从农民工问题产生的产权制度缺陷入手，从根源上理清解决形成农民工问题的产权侵害所在，通过产权制度创新对农民工产权关系进行保护，提高政策实践成效，加快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进程。

本书共八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与第二章，是全书的逻辑起点与理论基础部分，对本书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以及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等进行了阐述。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七章，是本书的主体与创新部分，阐述了农民工的产生与发展、农民工的产权关系及其侵害、农民工问题的形成、农民工问题的外部性及其消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运用产权经济学的方法，通过降低解决农民工产权侵害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农民工务工行为的外部性，达到缓解甚至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目的。

第三部分是第八章，是对全书的总结。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引言，阐述了农民工问题提出的现实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与合理性、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动态、农民工问题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本书的基本分析框架。

第二章对分析农民工问题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阐述。本书的任务和目的是为研究对象提供科学的产权理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归纳整理指出，马克思主义产权基本范畴、劳动力产权理论、产权基本功能研究、西方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外部性理论为分析农民工产权关系及其侵害、农民工问题的外部性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研究方法。

第三章对农民工阶层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分析。从历史的角度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条件下，中国城乡产权制度改革造就农民工阶层的产生。一方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形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为农民工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条件；另一方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力市场不断形成，生产资料所有者多元化，劳动制度改革等形成了企业对农业劳动力的自主需求，是农民工产生的现实环境。农民工的务工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演变，农民工逐步脱离农业生产，向工人阶层转化。

第四章对农业劳动者向农民工阶层转化过程中，农民工角色的历史演进模式与农民工问题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农业劳动者向农民工阶层转化的过程中，其角色演进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半离土不离乡、半离土又离乡、离土又离乡，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再转移回归阶段。在四阶段的阶层演进过程中，由于城市接纳农民工的机制尚不健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农民工产权受到侵害，农民工问题不断产生。而对于农民工问题形成的研究，笔者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阐述：一是农业向非农业流动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二是伴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转移的农民工再流转问题。

第五章对农民工的产权关系及其侵害进行分析。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户籍身份农民，决定了农民工同农村集体之间会围绕农村土地财产产生一定的产权关系，职业身份工人，决定了农民工同国家以及不同经济类型的受雇企业之间会围绕劳动力产权形成一定的产权结构与产权关系，而产权结构中存在的产权初始配置的不公平、产权主体地位强弱差距明显等问题，使得企业对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发生侵害，农民工问题产生，从而农民工问题的本质是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受到侵害。

第六章从外部性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分析。一方面，农民工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农民工问题不断出现。在农民工进行生产性劳动的过程中，国家、企业、农民工均获得收益，但农民工付出的私人成本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部分农民工应得收益被国家、企业无偿占有，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正外部性；另一方面，企业雇用农民工进行生产，由于农民工问题的存在，使得企业获得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付出对等的成本，企业将部分私人成本转嫁给社会，企业雇用农民工生产存在负的外部性。外部性问题的存在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尚未实现帕累托有效状态，农民工问题的外部性将会对社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而减缓甚至消除农民工问题的外部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安定与发展，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然途径。

第七章是农民工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对农民工的产权关系及其侵害，以及农民工问题的外部性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是农民工获得进城务工的国家许可的前提下，相关产权制度的缺陷以及配套产权制度缺失的结果。针对现有产权制度的缺陷与缺失，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降低农民工产权保护的交易成本，缓解甚至消除农民工问题的外部性，从而为有效地缓解甚至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思路。

第八章，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三个基本结论：第一，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本质是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受到侵害的结果；第二，农民工问题存在的条件下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正的外部性；第三，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一直在努力争取进行以下创新：

首先，在农民工问题研究角度上的新探索。一直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多采用历史分析、实地调研、统计归纳等方法，从道德理念、收入分配等角度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从上述角度研究农民工问题，只是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描述，并未找出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源机理。而运用交易成本、外部性等产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产权角度对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清楚地展示了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机理，为从根源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依据与方向性的思路。笔者从分析产权结构、产权关系、产权制度三个方面入手，对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机理进行分析，指出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初始产权配置条件下，相关产权制度存在缺陷、配套产权制度缺失，农民工劳动力产权交易过程中，产权保护交易成本巨大。只有不断修正现有产权制度的缺陷、创新配套产权制度，才能降低农民工产权保护的交易成本，有效地缓解甚至解决农民工问题。

其次，运用外部性问题分析方法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收益与私人成本、企业雇用农民工生产的收益与私人成本同农民工以及企业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分析证明，当农民工问题存在的条件下，农民工进城务工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雇用农民工进行生产具有负的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是社会总福利发生净损失的根本原因。

再次，提出农民工问题是产权交易过程中农民工劳动力产权受到侵害的结果。笔者认为，在国家、企业以及农民工群体三方建立的产权结构与产权关系中，国家、企业同农民工的产权强势弱势地位差距明显，农民工群体作为弱势一方，在产权交易谈判过程中基本没有发言权，国家、企业作为强势产权主体，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占据相对甚至绝对优势地位，因此农民工劳动力产权侵害将不可避免，农民工问题必然产生。

最后，提出在农民工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中，要对农民工劳动力价值进行重新计算，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完善弥补农民工劳动力价值、规范农民工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

本书对农民工问题的分析，仍旧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虽然比较系统的搭建了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产权经济学框架，并且在分析造成农民工问题的制度缺陷的过程中，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是在这一思路成为现实解决路径之前，仍存在许多难题与阻碍，例如，城镇人口在务工的同时也存在无偿加班加点工作、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城镇人口也面临着劳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还未能完全解决，并且人力资本定价问题仍旧是现有学科领域中的难题，希望能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通过对解决农民工问题方法的不断创新与完善过程中，弥补制度及其执行操作的缺陷，为解决我国特有的农民工问题以及包括城镇工人在内的劳动力产权侵害问题提供更完善、更有效的解决路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从相关领域的校友与进行千村调查的同学们那里得到了较大的启发，导师何玉长教授在文章框架、内容方面给予了悉心与专业的指导，并得到了王明华教授以及出版社相关同志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限于作者水平，本书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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