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生育意愿新观察_周云秦婷婷_9787520117531

本书选择藏族、维吾尔族、瑶族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通过定性研究发现左右人们生育水平和意愿的因素，推动并充实当前有关生育的理论探索和相关结论。全书总结了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发展特征，发现民族间生育水平变化的不同路径；梳理了人口政策在相关民族地区的演变和落实，分析人口政策在影响民族地区人口发展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同时特别关注相关地区少数民族的生育意愿现状，力图解释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编者序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我们从2013年开始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水平与个体生育意愿的研究。这是缘于当时中国对生育水平的讨论和生育政策调整的考虑、多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我们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兴趣。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人口的自然变动会改变该民族人口的总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例如，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最新数据显示，汉族人口占91.51%，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0.08个百分点，而少数民族虽然只占总人口的8.49%，但相对10年之前却上升了0.08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人口10年年均增长0.67%，高于汉族0.11个百分点。民族人口的变化为各民族自身发展分别带来挑战和机遇，也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甚至是深远的影响。在人口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生育，少数民族人口也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及其个体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从现实意义来看，少数民族生育水平的变化不仅关系到各少数民族自身人口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56个民族的分布特征和国家发展方向。中国各民族的人口发展经历了相对自然发展和政府干预发展的历史过程。1950年代之前，中国民族界定模糊，人口数量不确定性大，缺少全国性的民族人口资料。虽然人们不知相对具体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且对其概念界定不清，但人口数量没有过多人为干预的痕迹。195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逐步将少数民族大群体具体民族化，识别出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在这一民族大框架变动的背景下，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变化的轮廓逐渐清晰，六次人口普查收集的信息可以反映这种现象。1980年代以来汉族接受严格的人口数量控制政策时，在少数民族中实施的是略宽松甚至是无限制的人口政策。因而，近期少数民族的发展与中国当前的人口政策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也体现在探讨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变化的轨迹，特别是生育在人口变动中的角色。我们期望通过研究来揭示近期全国和部分少数民族人口规模有怎样的变化、生育对这一变化的贡献以及人口政策对生育水平变化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同时本项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本研究将促进我们深入了解在同一地理大区域、同类行政管理下，不同民族生育水平差异产生的原因，解释文化因素（例如生育和家庭习俗、信仰等）在生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推动生育相关学术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其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人口当前的生育意愿水平，改变目前生育研究中重视汉族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倾向和现状，平衡中国生育研究中民族的侧重方向，增加少数民族人口自然变动的学术研究。最后，研究将充分发挥人口人类学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优势，通过定性研究发现左右人们生育水平和意愿的因素，推动、充实当前有关生育的理论探索和相关结论。同时，在增加对少数民族生育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期待与国际人类学和人口学界展开对话。
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研究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和社会现实意义，这主要归结于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及社会发展的需要。30多年前，中国政府面对快速增长的人口及规模采取了世界上少有的严格控制人口的社会政策。经过多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中国在控制人口规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我们在肯定国家人口政策和人口工作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个体生育意愿的转变是决定人口增长速度能否得到控制的主要内在原因，而生育意愿的转变对每个家庭的影响意义深远，对国家生育水平和社会发展意义深远。
中国国内有关少数民族生育方面的研究已有积累。相关研究也说明，目前针对汉民族生育水平的研究较多，针对少数民族生育水平的研究偏少。生育意愿是生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关个体生育意愿的研究由来已久。人们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有学术的目的（例如找出普世的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因素），也有社会实践的原因（例如为降低生育水平，思考高生育水平下个体高生育意愿背后的决定因素，进而形成降低个体生育意愿的各类社会政策，以期阻止人口过度增长）。在人口发展速度极快的阶段，人们热衷于生育意愿的研究，研究目的是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水平。然而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又看到另一种研究目的悄然出现，但这种研究针对的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人口现象。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人口成功转变之后又开始担心超低生育率、超低甚至负人口增长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很多学者在研究人口超低增长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研究为什么生育意愿虽然很高但实际生育水平却低出很多，希望找出提高生育水平的途径，扭转总和生育率超低于更替水平的现状。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学者对中国计划生育多年后的个体生育意愿开展了研究。多数研究的对象是生育意愿本身，关注生育意愿的高与低或其水平。有人考虑影响这种意愿的因素，也有人关注传统生育观念转变的问题，部分研究人员还思考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者之间的正向差距。从目前国内外关于生育意愿的主流研究中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已经在（急切）关注生育意愿的问题。这种关注与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的生育水平始终保持在低水平状态上或急剧下降到低水平上有关系。在这些国家，总和生育率多低于或超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结构的平衡被打破，人口变动处于缓慢、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中国目前已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这与国家政策的引导密不可分，但个体的生育意愿已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这在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中有所体现。这类研究成果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1）多关注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这一特点有它的合理性，因为生育的主体是妇女，育龄妇女本身的生育意愿既可代表其自身的意愿，也可反映其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研究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可以直接把握影响人口变动的原因。（2）多侧重不同区域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这一特点也有其合理性，因为中国是一个广阔的国家，地域发展、国家人口政策、文化风俗的差异造成研究人员无法也不可能在一项研究中涵盖整个国家，针对一个地区的研究更可以做到深入和全面。我们认为这些特点都是以往研究的优点，但以往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遗憾。这主要体现为对汉族人口关注多，对不同生育政策下不同民族生育问题的研究少。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我们开展了此项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意愿的研究。
在确立研究主题之后，我们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研究总框架，明示本研究的三大基本研究目标。目标1：总结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变化特征，发现民族间生育水平变化的不同路径。这里主要利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分析少数民族生育水平现状，并结合以往普查资料和局部研究结果，展现宏观层面的民族生育水平的变化，分析和说明变化的趋势。目标2：研究部分民族地区的人口政策，主要是梳理人口政策在相关民族地区的演变和落实，分析人口政策在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人口发展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说明人口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变通性。目标3：特别关注相关地区少数民族的生育意愿现状，解释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希望由此了解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势能，这有助于预测不同民族生育水平的走向。
本书所呈现的内容就是如上研究目标完成的状况。全书涵盖了研究人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开展的生育相关研究的结果。调研地点主要在广西几个瑶族集中村落、西藏的拉萨市和部分农牧区、新疆哈密地区。北京市部分藏族青年人群也被邀参与研究。本书涉及的民族主要是瑶族、藏族和维吾尔族。选择这几大地区和民族的考虑是多样的。例如，在研究项目限定时间内本研究小组成员能够完成研究的民族数量，研究人员研究资源的拥有状况，少数民族地域分布的特点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特殊性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明显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拥有全国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却并不是壮族占多数的行政区域。尽管广西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之首，但在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到37%左右，仍然是一个汉族占多数的地区。具体到所研究的瑶族，其地区人口所占的比例就更小。西藏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占比排不到全国的前五；但在当地，藏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样，并不是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地区。然而，在当地，维吾尔族的人口比例接近50%。因此，从区域代表性来看，相比中国其他省份，三个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但所研究的民族，则有占人口多数（西藏）、占人口一半（维吾尔族）和占人口少量（瑶族）比例的特点。三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瑶族文化、藏族文化和维吾尔族文化。我们认为，民族人口结构和各自不同的文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会有不同的影响，因而本项研究最终将少数民族生育的研究具体到这三个民族。全书试图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展现中国少数民族21世纪的生育水平以及影响这一水平的主要外因（如政策和文化）和主要内因（个体生育意愿）。我们期望这些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并推动少数民族人口深入研究的开展。
自本项研究开始以来，中国的人口政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研究开始时仍坚持严格的一孩政策，转向单独二孩，再到全面放开二孩。尽管本书没有体现出政策转变过程中及其之后人们生育意愿可能发生的变化，但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政策变化之前人们的意愿。研究成果为今后比较意愿的变化提供了资料，带来了可能。在此，我们感谢所有参加本项研究的藏族、维吾尔族和瑶族的被访者。感谢西藏大学政法学院、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以及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政府对本项研究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各种努力。

周　云
2017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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