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葡萄牙里斯本聚集了许多等待前往美国的流亡者。一天深夜，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码头相遇。一人因没有船票而徘徊，另一人愿意送出自己的两张船票，条件是对方要听他倾诉至天明，故事就此展开。
送出船票的是德国人约瑟夫·施瓦茨，他因反对纳粹政权，被他做盖世太保的妻弟告密，关进集中营，后逃出德国，却冒险回国探望妻子海伦。海伦决定和约瑟夫一同离开德国。他们辗转瑞士、法国、西班牙，经过数次分离与重聚，逃过种种追捕与监禁，终于到达了里斯本，却在最后关头不能登船去往“应许之地”了……约瑟夫和海伦的逃亡之路是一首“由恐怖、喜剧、逃跑、官僚政治、绝望和爱情组成的史诗”。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译者：朱雯（1911—1994），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著名翻译家、作家。1928年，朱雯进入东吴大学文学院学习，读书期间即开始翻译丁尼生、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同时也有小说和诗歌发表，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和首部长篇小说《旋涡中的人物》。大学毕业后，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学国文教员，业余时间仍进行翻译和创作，还曾与施蛰存合编《中学生文艺月刊》。抗战爆发后西行，于广西桂林高级中学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学教员和新闻翻译。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狱后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任教。战争结束后，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并翻译。
朱雯一生译著颇丰，主要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里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他所译的雷马克作品虽然是从英文转译，但译笔忠实而流畅，感情充沛，影响深远。
（一）
我目不转睛地瞅着那条船。它亮着耀眼的灯光，停泊在塔霍河上。我来到里斯本虽然已经有一个星期，可是对它那种无忧无虑的灯火通明还不太习惯。在我离开的那几个国家里，一到夜晚，个个城市都像煤矿一样漆黑，昏暗中的一盏提灯，简直比中世纪的瘟疫还要叫人害怕。我来自二十世纪的欧洲。
那条船是一艘客轮，这会儿正在往船上装货。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裸露的灯泡那刺目的光芒里，一箱箱的肉、鱼、罐头、面包，还有蔬菜正在被装进下面的货舱里；甲板上，搬运工人正在搬运行李，他们把一只只箱子和一个个捆包悄没声息地扛起来，仿佛它们一点儿重量也没有。那条船正在为出航做准备——如同洪水时代的方舟一样。它确实是一艘方舟。在1942 年的那几个月里，每一艘离开欧洲的船都是方舟。亚拉腊山乃是美国，而洪水还在一天天上涨。很久以前，洪水就已经席卷吞没了德国和奥地利，现在波兰和布拉格也被淹没，而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巴黎也都沉在水下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已经闻到了一股渗水的味道，而西班牙也不再安全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最后希望。对他们来说，正义、自由和容忍远比家园和生计更有意义。这是通往美国的大门。要是到不了那边，那你就倒霉了，你就会注定要在领事馆、警察局、政府机关的丛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尽，那里既不给你签证，也不让你得到工作和居留许可，那是一个拘留营、官僚习气、凄凉寂寞、怀乡病以及无处不在、叫人萎顿的冷漠的丛莽。在战争、恐惧和苦恼的时日，这变得稀松平常： 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存在了，只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一份有效的护照。
那天下午，我到埃斯图里尔赌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我们那张葡萄牙的居留许可，再过几天就要到期，而露特和我都没有别的签证了。我们在法国曾经考虑过一些计划，草拟过一张可能去纽约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霍河上的这条船，是我们的船期表上的最后一艘。可是早在几个月前，船票都已经卖光了。我们没有美国签证，连船费都还短缺三百多美元。我至少得试一试筹集这笔款子，用作为身在里斯本的一个外国人唯一还可以采用的办法——赌博。这是个荒谬的念头，因为即使我把钱赢到手，要让我们搭上那条船也还得出现一个奇迹。但是，在危急和绝望的时候，你会相信奇迹；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你也就完蛋了。我们还剩下六十二美元，结果我输掉了五十六美元。
夜已经很深了，码头区差不多没有什么人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发觉有个人就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最初，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随后他停下来，也开始朝那条船盯着看。又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流亡者，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直到我发觉他正在看着我。流亡者对警察的恐惧是怎么也不会消失的，即使在睡着的时候，或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时候——因此我就装出一副无动于衷又充满厌烦的神气，转过身子，挪步离开码头，走得慢悠悠的，如同一个毫无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我继续往前走，可并没有加快脚步，心里思忖，万一我被捕了，怎么才能让露特知道。码头尽头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里沉睡着，离得还太远，我没办法奔到那里消失在一条条湫隘街道的迷阵中间。
这会儿，那个人已经走到我身边了。他个头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语问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着。
“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回答。我望着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觉得它们挨近得实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葡萄牙警察德语讲得很流利。
“我不是警察。”那个人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欧洲，我被这种穿便衣的人逮捕就已经有六次了。我有证件，还挺像模像样，是在巴黎由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数学教授给我做的，可是也经不起仔细的检验。
“我看见你在盯着那条船，”那个人说，“所以我很好奇……”
我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样子，他的确不像是一个警察，可是上次在波尔多把我抓去的那个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怜样子，简直像是在坟墓里待了三天的拉撒路，其实却是个最最残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国人就要开进波尔多，却还把我关了进去，若不是几小时之后有个好心肠的典狱长将我释放出来，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纽约吗？”那个人问。
我没有搭理。只消再走二十米就行了。到那时，万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击倒，自己撒腿就逃。
“这儿，”那个人说，把手伸进衣袋，“是搭乘那条船的两张船票。”
我看见那两张票子。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不过我们走的路已经够多了。现在停下来也不会出什么事。
“这都是怎么回事？”我用葡萄牙话问他。我学了几句葡萄牙语。
“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个人说，“我不需要它们了。”
“你不需要它们？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们了。”我瞪着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确不像一个警察。如果他真要逮捕我的话，那也用不着搞这种异想天开的诡计。可是如果这两张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为什么不用呢？而他又为什么要给我呢？有种什么东西开始在我心里颤动了。
“这船票我买不起，”我最后用德语说，“那要花一大笔钱咧。在里斯本，有钱的流亡者有的是，你要多少，他们能给你多少。你找错了人啦。我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我不是要卖钱。”那个人说。
我又转过眼去望望那两张船票。“那是真的船票吗？”
他把船票递给我，没说一句话。它们在我手指中间窸窣作响。是真的船票。把它们拿到手，是关乎毁灭与得救的大事。没有美国签证，这两张船票我还不能使用，可我凭着它们毕竟还可以在第二天早晨再试一试——或者，至少我还能把它们卖掉。那就意味着可以多维持六个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说。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分钱。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里斯本。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的胳膊耷拉了下来。我知道这件事情太美妙了，简直不像是真的。“什么条件？”我问。
“今天夜里，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吗？”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吗？”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没有别的条件了吗？”
“没有别的条件了。”
（二）
音乐停奏了一会儿。可以听到舞池里传来愤怒的话语。随后，乐队又开始演奏了，声音比先前更响，一个穿着鲜黄色衣裳的女人，头发上簪着一串假钻石，唱起歌来。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德国人跟一个英国人碰撞了一下。彼此都在指责对方，说对方是故意的。经理和两个侍者扮演着“国际联盟”的角色，试图叫争论的双方平静下来，可是谁也不听他们的话。乐队比较聪明，他们换了个曲子。原来的狐步舞曲变成了探戈舞曲，那两个外交官必须做出选择： 要么是站着不动，叫人笑话，要么是重新开始，继续跳舞。可是那个德国勇士看来不会跳探戈舞，而那个英国人却只是打着拍子，站在原地没有移动。两个人都被别的舞伴推来挤去，一场争论就此烟消云散。那两个外交官都怒目相视，回到各自的桌子上去。
“为什么这两个英雄好汉没有互相挑战，来一场决斗呢？”施瓦茨鄙夷地问。
“就这样，你来到了苏黎世。”我说。
他微微地笑了一笑。
“我们干吗还不离开这儿？”
“我们能上哪儿去啊？”
“总该有那么一家普通的酒吧通宵营业的。这个地方尽是些死尸，在跳舞，在扮演战争。”
他付了钱，问那个侍者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侍者从拍纸簿上撕下一条纸，草草写了个地址，还告诉我们怎么去。
我们走到外面壮丽的夜色中。星星依然在闪耀，可是地平线上，海和清晨却在第一缕蓝幽幽的晨曦中搂抱了起来。天空比原先更高，盐和花朵的味道也更浓了。天就要大亮了。在白天，里斯本有一种迷惑人、俘获人的朴素的戏剧性的特点，可是到了黑夜，它却是一个童话中的城市，顺着灯光熠耀的一排排房屋下去，一直到海边，好像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女人走下去会见她的秘密情人。
我们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这不就是我们经常把生活想象成的样子吗？”施瓦茨最后说道。“上千的灯光和街道通向无穷……”
我没有回答。对我来说，生活便是停泊在下面塔霍河上的那条船，它并不通向无穷……它通向美国。我历尽种种艰难险阻，时间把这种艰难险阻如同臭鸡蛋一样甩向我们。我唯一的艰险活动是要一张有效的护照，一张签证和一张船票。对一个并非出于本意的流浪者来说，正常的生活变成了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梦想，而冒险却是一种折磨。
“那天，苏黎世在我的眼里正像今夜这个城市在你的眼里一样，”施瓦茨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的一切在那里重又开始了。时间——这个你知道——是一种冲淡了的死亡，一帖分成许多份无害剂量的慢性毒药。最初，它会叫我们兴奋，甚至会使我们觉得会长生不老——可是一滴又一滴、一天又一天地吃下去，它就越来越浓烈，把我们的血液给破坏了。即使拿未来的岁月作为代价要买回自己的青春，我们也办不到了。时间的酸性作用已经把我们改变了，化学组合再也不是跟原来一样了。那得有一个奇迹。而那个奇迹就发生在苏黎世。”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望着下面灯光闪烁的城市。“那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怕的一夜，”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要把它当作最最幸福的一夜来回忆它。回忆难道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它一定能够。奇迹在它发生的时候，绝不是完美无瑕的。它总是有一些扫兴的小事。可是一朝它永远消逝，再也不能有所改变的时候，回忆却能使它完美无瑕，而且从此以后它也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如果我现在能够让它复活过来，它是不是一直会是那个样子呢？它是不是会与我同在，和我的生命一同终结呢？”
他站在台阶上，注视着不可抗拒、逐渐进逼的黎明，几乎像是神经错乱了的样子，黑夜中一个可怜的被遗忘的人影。我为他觉得万分的难受。“你说得对，”我说，试着不让他难受，“我们对自己的幸福，在我们知道它将有多少部分会与我们同在之前，怎么能够真正觉得有把握呢？”
“唯一的办法，”施瓦茨嘟嘟囔囔地说，“就是要知道我们不能够抓住它，因而就不再试着去把握它。我们用自己那笨拙的双手把它给吓跑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用手触摸，那它是不是会在我们的眼睛后面无所畏惧地继续存在下去呢？它是不是会在那儿保持下去，和我们的眼睛一同终结呢？”
他俯瞰着城市，那里停放着一口松木棺材，泊着一艘轮船。一副深受苦难的神情毁损了他的形象： 他的嘴成了一个乌黑的窟窿，眼睛成了两块石子。随后，他的脸又有了生气。
我们继续朝着码头，从小山上往下走去。过了半晌，他开腔了。“我们是什么人？”他说。“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死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哪一个是真实的： 是人还是他照在镜子里的映像？是一个活人还是他的回忆，他那解除了忧虑的阴影？我的亡妻和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会不会她以前从来不曾完全是我的，只是死亡这个不祥的炼金术才使她完全属于我了呢？既然她只是像我头盖骨底下的一点磷光那样存在着，既然她只有当我要她回答的时候才能回答，而且也只能像我要她那样地回答，那她是不是完全属于我了呢？再说，我既然失去过她一次，会不会第二次再失去她，随着她的回忆的消退，每分每秒都在一点一点地失去她呢？”他直愣愣地瞪着我。“我非得抓住她不可，这你是不是明白？”
我们来到了一条街上，这里有长长的一段梯级从小山上通下去。前一天，在这里一定举行过什么节日活动，使我联想起墓地里那枯萎的花环，挂在一排排房子中间的一根根铁杆上，一串串晃亮的灯泡，被一盏盏横过街道吊着的郁金香形的大灯隔开了。每相距大约二十米，便有一颗用小电灯泡缀成的五角星高挂在那儿。可是那游行队伍，或者是节庆，都已经过去了，节日的装饰如今在晨曦中显得光秃秃的，色彩都褪了。在我们脚底下远远的地方，电灯线路似乎出了毛病，只有一颗星星还发着特别刺目的白惨惨的亮光，电灯在黎明和薄暮时分往往就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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