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选收了三好将夫的重要文章，包括许多看似异质的主题或资料，如激进的艺术，大学的商业化，民族国家，日本与西方，文化研究，主体性和代名词，生态，从朝鲜到墨西哥边境的种种事态，从卡迪纳尔·纽曼到当代艺术展，等等；因此书名定为《越界》。但通过美学与政治的结合，通过对艺术关注与对全球化关注的结合，构成了一个理想的整体，内容十分丰富。作者采取批判和“否定”的立场，对许多问题进行分析批判，有理论阐述，也有实例分析，贴近当前美国和日本的社会文化现实。例如，其中颇有影响的“文学阐发”一文，不仅概括了当代大学的性质，而且呼吁进行全球环境保护的研究，认为这种研究会重构大学的学科，使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密切结合。
新的历史境遇要求新的话语，即便不是新的话语，那么也是对既有话语重新从概念上进行界定，而这一点在三好将夫的著述及其流布当中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出来。在他的著作当中，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两种范式（而且这两种范式也互相牴牾），一者是知识分子及其专业化的范式，另一者是民族及其去国者（exiles）的范式。
现在仍然存在着流亡者和流落者的苦难，它甚至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既深且广，而且我们姑且称之为现代去国者的人（从浪漫主义时期到西班牙内战），今天他们的悲楚即便没有被新的世界主义所淡化，也变得更加沉重。在新的世界主义之下，全球化的知识分子用多种语言给普通公众写作，而且他们在互联网无形的国界间自由穿越。
在学术界，一位专治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学者转而成为一位日本学者、一位有关全球化的理论家，他记录了美国大学体系的结构性衰败，而他同时还是艺术评论家和杰出的摄影家——对于这样一位人物，同样也需要重新从概念上进行界定。其激进程度比之曾经发端于被习称为“后结构主义”时代，而至今仍被奉为“理论”的那一套东西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三好将夫是谁？或者用一句耳熟能详的套话说：他是何方神圣？他本人坦陈自己在不断地跨越边界。然而奇怪的是，不独在美国，在日本他也在不断跨界。或者，你不妨将大学想象为他的故园，但是可以看到他现在也还是在不遗余力地不断跨越着界限。同样，在他作为视觉艺术家的另一种生活当中，他可以搁置其他工作，在那个领域里纵横穿梭。总之，他足之所至，无物能安。这是气质、性格抑或仅仅只是陋习使然？
关于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本雅明曾经写过一篇晦涩的文章，题为《毁灭性人格》（The Destructive Character）。这篇文章给我们目前有关否定性和批判理论的整体探讨以新的启迪：“毁灭性人格只有一个口号：腾出地盘；只做一件事情：清理一切。他需要新鲜的空气和宽敞的空间，其欲望之强烈无以复加。毁灭性人格是年轻的、快乐的。因为通过清理我们时代留下的踪迹，破坏行为重新焕发了活力。”本雅明又补充道：“没有什么景象可以给毁灭性人格以灵感。他基本一无所需，他们根本不想知道，用什么来替代被毁坏之物。”
这话与“法兰克福学派”官方代表们的哀叹相比何其悬殊、又何其振奋——毫无否定性的凝滞，而实证主义的世界的消逝、它的慢性窒息、它的不断强化的压力都让他们哀叹不已。霍克海默说“我知道我该反对什么，但不知道我该赞成什么”。此言虽然不无道理，但对否定性和批判思维的末世论式的抹杀也容易——特别在阿多诺那里——出现，就像在新的，美国化的，应用科学和消费主义泛滥的美丽新世界中守旧的政党领袖和学院知识分子的牢骚和抱怨那样（从吉尔·德勒兹对这种不无道理的抱怨——（la plainte）所给予的赞扬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对这种观点的有益修正）。这种对批判的特殊批判、对否定性的否定，往往会演变为普遍的反智主义。
序言
文学之阐发
日本人日志中的第一人称代词
《源氏物语》：翻译及阐释
谁有决定权，谁有发言权？——主体性与西方国家对战后日本的影响
英语文学在日本的创生
无远弗届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衰落
建筑之外
日本研究的“乡下观光”：答杰夫亨弗里斯
无关金钱的艺术：文献展X
日本无趣
被典当的象牙塔
放眼全球：文学与多样性，生态与总体性
与三好将夫的对话：跨越岛屿与大陆——围绕太平洋及周边地区的对话和争论
越界者：三好将夫的生平与事业
译后记
《越界》：
现在把1860年使节团的日记，与同时代西方人对去日本旅行的那些文件式的、非文学性的记述比较一下：首先，以日记形式留下的西方作品现存很少——有汤森·哈里斯、乔治·亨利·普雷布尔、爱德华·约克·麦考利、塞缪尔·威尔斯，威廉斯以及詹姆斯·莫罗博士的日记。在这5部日记当中，后边的4部记录的是佩里的远征，由于佩里准将不许私人对这次冒险进行记录，所以这4部也就不得不以（未发表的）日记的形式出现（修斯肯的日记不在此列，因为他的意外死亡使得他没有机会考虑日记最后所可能有的形式。霍克斯的《远征记事》也不在此列，因为它是由第三方所写的官方记事）。其余的所有日记——J.W.斯波尔丁、爱德华·德·方布兰克、罗伯特·福琼、谢拉德·奥斯本、詹姆斯.D.约翰斯顿和贝亚德·泰勒，以及阿尔科克、萨托、霍奇森、戈洛宁、奥利芬特和冈察洛夫的日记——用的全都是一种叙述的形式。有着按时间顺序的开始、中间和结尾，因而有着一种结构。指出这个差异，不仅仅是涉及日记的形式在两种文化中所起到的相对的社会文化作用，这个差异非常重要。西方的旅行者，由于不愿意让日常事件在时间的流动中互不关联和得不到阐释，也就决意把事件从严格的时间顺序中解脱出来，从而给它们加上某种意义。其次，在哈里斯和其他人所写的日记中的单独的条目，表现出了与最强大的时间所进行的一场持续的斗争。他们很少只是叙述活动而不加以分析，他们回忆、比较、猜测、归纳并进行戏剧性的描述，而这在使节团的1860年日记里绝无仅有。后面我们将对哈里斯的风格和村垣的风格进一步进行比较，届时就会对此有更多的了解。
当时书面日语并没有段落结构，甚至也没有明显的句子形式，这种情况强化了下述印象，即日记作者纯粹是让时间的力量带着他们走。一个句子通常连着写下来，一直到另外一个句子令人察觉不到地突然出现为止，而这另外一个句子又是从前一个句子中成长出来的。描述和评论不间断地进行着，一直到一个新的话题或者一个新的日期出现为止。标点和段落的欠缺使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表现出来的想法并不是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把感知组织成词语，把词语组织成句子，又把句子组织成议论的意向，由于被动地接受昼夜循环而受到了削弱。而昼夜循环在极大程度上控制着日记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显然满足了作者对形式的需要。
甚至这些航行所使用的历法也带来了小小的麻烦。那些年日本人所一直沿用的是阴历，直到1873年才废止。这样一来，无论是在美国舰船还是在美国本土，每当他们与美国人讨论他们的计划或者行程，美国人都要把他们的计时体系调整为外国的时间体系。例如，他们在华盛顿用英语写的一封致美国国务卿的外交信函，所标明的日期是“安政七年三月二十五日”，①换算过来就是阳历1860年5月14日。日间的报时也不尽相同。其结果就是，在这些日本旅行者们的周围形成了一种时间的密封舱，一个透明的保护罩，好像他们是随身携带了一部分日本，一个神的时空，能防止他们直接被猛地抛到美国的现实中去。
就这一点而言，在日本的西方旅行者们的情况非常不同。虽然他们也并不能立即融入日本人的陌生环境的时间中，但他们却有白人的自信，认为他们的计时系统除这个古怪的岛屿之外在世界上几乎通用。在他们看来，日本的计时是怪诞和不方便的古代残余，而西方的计时才是世界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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