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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的太多了》囊括了郑小驴近几年来的专栏随笔和散文写作，共五辑。系统收录了作者在《南方周末》《方圆》《深圳特区报》《都市时报》等报刊发表的专栏文章。
《你知道的太多了》涉及社会问题的篇章，立论严肃，见解深刻。将关注重心放在了社会转型期，对一些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和习惯思维做出了掷地有声的、有立场的批判；而作者的旅行记闻，则是写出了轻松、优美的情致，带给人美的享受；散文则别有韵致，自成风格，展现了一位小说家全方位创作的才华。
《你知道的太多了》是郑小驴首部散文随笔集。作家出版社将陆续推出他的小说作品《蚁王》《南棉》，向读者全方位介绍这位80后作家中的翘楚。

我知道的太少了

郑小驴
“在死于生活的洪流之前，或许我们内心深处都曾经存活过这样一个孤独迷狂、悲哀而充满质疑的自己。”在三十岁即将到临之际，这种感觉来得更为强烈些。为此我选择了长跑。每天跑四公里，每个礼拜坚持一次一万米的长跑。我绕着跑道，疯狂或者迟钝，清醒或者麻木，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在场的感觉。观察，聆听，呼吸，存在，在场。
这几年，社会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带给我不安，悸动，有时甚至惊魂动魄，不知所措。唯有在跑步的时候，我才能彻底沉静和专注，将那些繁芜杂念抛弃身后。在运动场里，只需关注自己的心率，摆幅，步伐就好。需要明白的事理越多，我越害怕成为他们同类，那些热衷刺探别人的隐私、关注明星的花边新闻的人，平庸的市侩主义是他们的处世哲学。然而生活不就该如此么？我的排斥，说明还没真正成熟。我也质疑那些非左即右的争吵，和那些看似绝对正确的真理。在三十岁来临前，我越来越摇摆不定，害怕站队，害怕表达，害怕发言。我要的不过是那点可怜的还属于自己内心的东西。那是我的阵地。我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摆脱掉那些来自外界的干扰因素。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噪音的世界。到处都是急于发表看法的声音。我要做的不过是当一个称职的观众，待在这个场里，藉以摆脱短暂的黑暗罢了。
我从不怀疑我的文字的真实性。就像我写过那么多灰色的阴冷的充满着失败主义的小说，它们来自我的心声，我的所思所想所感。它们真实地存在于我所处的世界。也是这些年在南昌、昆明、北京、长沙、海南生活的真实回馈。生活在报复你，文字在偿还你。这一点，我觉得老天对我是公平的。我要感谢这些年天南地北的生活，感谢自己生活在巨大的反差里，使我能深入到社会的肌理，观察到不同的层面。对于社会，我不是知道的太多了，而是知道的太少了。
我也常被理想主义所诱惑，对未来总还怀着某种期许。更多的时候，我感到自身的无能为力，愤慨，悲哀，颓废，摇头叹气，但这既不能拯救自我，也不能给读者指明方向。可就像韩国青年作家千明官所说的，即便不能指给读者救赎之路，只要能明白自己的不幸并非不合理，自己并不孤独，从而更加理解自己的不幸，这也是有意义的。对我自己而言，或许这就是《你知道的太多了》的意义所在。我是一个非常慵懒的人，这个惰性在扼杀着我的写作。所以我要庆幸这几年在《方圆》《深圳特区报》《都市时报》《南方周末》等开设的专栏随笔，感谢作家出版社的赵超兄。如果不是被编辑们催着，也不会有这部散文随笔集的诞生。我不指望它会给我带来很多的读者，我也不想赢得过多的曝光率，在一个安静和孤独的环境下，忠于自己内心的生活和写作方式，目前而言，是最好的时光。为自序。

2015/4/1

围观能改变什么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糊涂的家伙认为一个人就能改变什么，你只有杀死他才能让他相信自己是错误的，这就是民主斗争。”这是电影《生死狙击》中那个大坏蛋美国参议员信奉的厚黑学。这种哲学当然很恐怖，所以马克·沃尔伯格饰演的Bob Lee Swagger 一气之下端了他们老窝。这当然是英雄主义的冒险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人是根本行不通的。
或许应该选择一种更温和理智的方式，大家围聚在一起，面无表情，用集体的沉默形成围观的力量，迫使施压者改变立场，选择退让。这当然是好事，如果真的有用的话。好比当年印度圣雄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这种民间不服从运动，选择罢工、卧轨、绝食，面对暴力绝不逃走也不还手，的确让大英帝国的殖民警察们伤透脑筋。这招屡试不爽，以至于1938年，他在答复路易斯·费歇尔的《甘地与斯大林》提问中，“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样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纳粹暴行的注意”。这是种悲天悯人的献身精神，在甘地看来，死亡的唯一区别在于是有尊严地自杀或者蓬头垢面地死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前者比后者更能唤起人类的同情心。我想甘地过高地估量了人类的同情心，至少后一种死亡，在二十余年后的纳粹头子艾希曼眼中，屠杀六百万犹太人这种滔天大罪的责任无需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来。他自认为扮演的不过是体制这台机器身上的某个零件而已，他选择无条件地接受指令，从而认为个体无需去承担法律和道德上的惩罚。甘地的这种同情心和殉情精神，在艾希曼他们面前是可笑的。
不管怎么说，在围观和暴力二者之间，我依然会选择前者。至少围观并不意味着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很多场合，我们会习惯性扮演围观者的角色。面无表情，或者内心带着些许的期待，对即将发生的诸多可能性充满了幻想的热情。我曾长时间关注过某个城市的城管方面的新闻，这个城市很多负面新闻都是由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摩擦引发的。在众多的新闻图片中，毫无例外都会看到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他们围着一两个制服工作者或者执法面包车，中间会有一两个小贩盘腿坐在地上，满是委屈和愤懑的神情。我惊讶于这接二连三的事端背后，结局的惊人相似性：群情愤慨、新闻报道之后，马上风轻云淡，了无痕迹，人们剩下的热情很快就会被另外的新鲜的事端所吸引，将视野匆匆忙忙收回，重新扮演新的围观客；而很少有人持续着这种宝贵的热情，持续追踪和关注这件事，总结经验教训从根源上杜绝此类事情的再生。以至于这个城市的城管面对一次次的被围观，表现出疲倦、厌恶、麻木和不再当回事的样子。所以即便这种事再出现一百次一千次，城管依然在野蛮执法，小贩依然在乱摆乱设，看客依然兴致勃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会出现任何的改变。这种围观，或许更多的是满足了围观者本身的猎奇心理，而不会让“围观”的本质发生化学变化。当围观并不能改变什么时，围观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怀疑。甘地至死也不相信有人会刺杀他，他相信悲天悯人的同情心能唤醒全世界，化解仇恨和矛盾，他忽视了接受他这种思想本身就意味着极端。
一年前，一位台湾左派作家朋友对我说，台湾的今天是靠人民一步一步努力争取过来的。他将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很有底气。然后他问我，“你们又做了什么？”很惭愧，我内心沉默着回复他，“我们在围观”。像这些看客们，面对每天发生的各种令人吃惊和愤慨的事情，表露出一时半刻的情绪，然后又重新回到搓麻将、看《天天向上》、逛街购物、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中去了。身处多元化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快乐的时候，可以去洗脚，K歌，看新闻联播；不快乐的时候，则在网上跟帖灌水，将简单粗暴的器官语言发泄完毕之后，又喜滋滋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
如果围观只不过是让自己在这围观的队伍中增加一个看客，就像甘地提倡的自杀论并不能改变希特勒极权的本性一样，那围观又能改变我们什么？
2014／12／05
语言暴力的美学
修炼成老油条后，人总爱将粗话、脏话常挂嘴边，充当着防身武器。比方说我们常遇到一些让自己不痛快的人或事，在转身离去的刹那，最能释放内心憋屈的莫过于一句顺口而来的脏话。或者再勇敢决断点儿，当场撕破脸的，抖着手指头（恨不得戳人眼里），粗鄙的脏话像密集的子弹迅速精准猛烈地射向对方，试图借用粗暴的语言将其置之死地而后生。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更是泛滥成灾。每则热点新闻背后的评论，通常是语言暴力的集散地。高高盖起的回帖，大多数以粗话开头，以脏话结尾。粗话好比舞台上的高音区，气势恢宏而激昂，在气场上足已压倒对方，横扫千军。所以粗话、脏话往往最简明直接，不耍花招，一枪爆头，都是往死里去的，算得上语言的最高境界，集大成者。暴力语言有时也充当敢死队的角色，开头最脏的几句话，类似于程咬金的三板斧，从身体问候到人祖宗，过后对方若还岿然不动，语言的暴力锐减，顿时黯然失色，自损八百了。这有点像曹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意思。很少见有人将脏话一而再再而三向对方重复喷射的。所以说脏话得有个度，越少越有力量。
人爱说脏话和粗话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过于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类似于关键词的功效。费半天工夫，有的时候一大堆文明的辩解反而比不过一句简单粗暴的脏话，这叫一箩筐好话比不上一马棒。很多时候，很难保证不出口成脏，比方上下班高峰期的地铁、公园里轻浮的拥抱、无处不在的庸俗的广告、虚假做作的新闻播音员、长篇累牍的空洞大论、日渐增大的生存压力……为了不费口舌，省时省力，一句脏话横空出世，用它高度的概括性和总结性将我们愤怒席卷而空，好不痛快！
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在“所指”的时代里，“同志”“玻璃”“菊花”早已超出“能指”范畴，而昔日的“太阳”“舵手”也早已恢复了正常的健康的词义。这些词语曾经爆发出的暴力足以将人击倒。在“文革”时期，这些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红卫兵们随便给人头上扣一顶“毒草”“牛鬼蛇神”的帽子，昔日风光无限的人在这场革命+暴力的语言狂欢中，无不俯首认罪。语言暴力施加给人的压力与痛苦，早已超过暴力本身。特定情况下，“所指”带来的痛苦远甚于暴力本身带来的痛苦。罗兰·巴特“文革”时期访问中国时，他对这场集体的谵妄表现出不安的困惑。“乏味、预知、千篇一律、没有细节”，这是罗兰·巴特当时的内心感受。所有的一切，都是既定的，语言谨慎、严格地限制于“所指”的范围内。这当然无趣。不是对那套暴力语言特别沉迷的人，谁也不会怀念和向往那个年代。
有的时候，说大话、套话、空话也是一种语言的暴力行为。它削减了细节和个性，毫无真实性可言，空洞而乏味，一点也不可爱，好比一张脱焦的照片，面目模糊。
卡夫卡在《谈话录》中特意提到：“语言是行动的开路先锋，是引起大火的火星。”有的时候，脏话意味着危险性。脏话的级别越高，这种危险性就越大。市井中，我们常看到这种升级情况下，俩人从破口大骂到大打出手的过程。特殊年代，说你是黑五类，大不了关牛棚，说你是“现行反革命”，就足够让人吃枪子了。
我见过最高级的语言暴力，两个北京人，用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对骂，全程不带一个脏字，情绪稳定，粗听温文尔雅，细听句句致命。这种高级的骂法我是死了也学不来的。或许这种骂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至少它不会导致情绪的升级。只是这种让人产生情绪的脏话，少说也罢。我是这么想的。
201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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