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日本近代著名实业家，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出身埼玉县的豪农家庭。早年曾参加尊王攘夷活动。1868年创办日本第1家银行，1869年到大藏省任职，积极参与货币和税收改革，1873辞官，任日本第1国立银行总裁，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确立了他在日本实业界的霸主地位。在实业思想上，他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欧美的经济伦理结合，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也就是道德与利益相统一，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他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业者的精神领袖。本书是日本著名作家幸田露伴的经典之作。
他是日本企业界特为推崇的商业巨人、精神导师；他是将儒家伦理引入商业文明的启蒙者、践行者。
每一个在商业文明第一线辛勤耕耘、造福社会却饱受道德歧视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
涩泽荣一与日本近代化
（代序）
松村信治郎
今天，作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化的一个开拓者，涩泽荣一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正在得到人们的重新评价。他所著的《论语谈义》一书由讲谈社作为学术文库本再版，PHP研究所最近出版了著名文化学者山本七平撰写的《近代的创造——涩泽荣一的思想与行动》一书，还有目前的畅销小说家津本阳在JR（即过去的国营铁路局）的广告杂志上撰写了《涩泽——官尊民卑的反抗者》一文；此外，关东学园大学法学部教授木村昌人在《中央公论?新书》上发表了题为《民间经济外交的创始者》的研究论文。这些都是对于涩泽荣一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的再评价。
涩泽荣一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但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父亲是一村之长，家境较富裕。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德川幕府末期。这一时期的幕府经济是建立在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以水稻耕作为主的封建经济；同时，也是二百多年前就严格禁止对外贸易、信息、交通、商业等的封闭的经济。尽管如此，各地的土特产品丰富，沿海各地海运事业发达，帆船川流不息；陆地的交通工具有人力车、马车等，频繁往来于各地。市场流通，货币汇兑制度也超乎想像地齐备。
涩泽荣一的祖父及父亲富有经营理财的经验，除了种植水稻以外，还生产用于染料的蓝和生丝的原材料茧，兼营其收购、贩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荣一常因业务上的需要跟随父亲出远门，有机会接触各种事物，懂得了经营的方法。荣一从小就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他的表兄是当时水户学派中的儒学者之一，荣一从小跟他学习四书五经、汉诗古文等。其父还代表村民们与代官所（幕府的地方代理官）就赋役、税金进行交涉。荣一从少年时期起就帮助父亲料理家业，有时还代替父亲上村役所。随着见识的增长，经验的增多，他逐渐地对幕府官吏的昏庸无能产生不满。33岁时，他受到表哥的影响，立志要举行武装暴动，推翻幕府。暴动计划失败后，他逃到京都，成了尊皇派水户藩主的弟弟一桥庆喜的家臣。从此，他的运命就与时代的巨变紧密地联系起来。
荣一立志要推翻幕府统治，可现在自己的主人一桥庆喜出乎意外地就任了幕府将军的职位（德川时代最后一代将军）。初衷未改的荣一向主人提出了辞呈，可是不仅没有得到批准，反而被任命与幕府官员一起赴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留学。这是荣一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转折。在法国逗留期间，他参观了产业设备方面的钢铁工厂：造船厂、兵工厂；参观了社会设施方面的下水道、学校、博物馆、动物园及其他福利设施；此外还参观了银行以了解株式会社制度及商业信用制度。除法国外，还参观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及意大利等国。在意大利拜见了贝克特利亚女王，参观了国会议事堂、报社、图书馆、港湾等。在英格兰银行学习了金本位制通货政策。特别令他惊奇的是政府要人与军人、银行家及其他实业家之间在公开场合里能自由、平等地交谈、讨论。这与日本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真是天壤之别。荣一从中体会到了西欧市民社会的自由风气。学习了一些经济规律，认识到一国的繁荣富强必须首先是市民社会的繁荣富强和商业社会的形成这一道理。
不久，从日本传来了幕府崩溃、德川将军“大政奉还”的消息。荣一立即赶回到面貌一新的日本。从这时起他便决心献身于开创民间实业的事业中。但因他在静冈藩（过去的主公德川庆喜退职后的隐居地）整理藩财政时才华出众、成绩显著，受到明治政府的起用。这是他生涯中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进入新政府的荣一首先被任命为大藏省租税官，兼任制度改革小组主任。所谓制度改革小组是在荣一的建议下新政府的要员们组成的审议重大事件的机构，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荣一在担任这一职务过程中参与了以下的决策：
1869年度量衡的统一、邮政制度的实施、铁道建设；货币租税取代实物租税、海运业的开设和通商贸易市场的形成；银行汇兑制度及株式会社的提倡；
1870年工部省的设立、官营工场、造船、矿山等的设立；
1871年新货币条例、废藩置县；
1872年国立银行条例、纸币发行所成立的准备工作；
1873年福冈制丝工场的开业、地租改革条例。
当时的日本为了实现近代化、赶超西欧文明，采取了富国强兵的国策。一方面，在欧美诸国的殖民地政策的压力下，完成了明治维新大业的新政府要人们以强兵政策为中心；另一方面，荣一等人则主张富国政策。最后在财政收支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荣一于明治七年（1874年）提出辞呈，从此，他便投身于曾经提倡的开创民间企业的事业中。
这时的日本虽然摧毁了旧的社会制度，但官尊民卑的思想残余依然存在。因此对于荣一弃官在民间办企业一事，一些朋友误解为是与唯利是图的商人同流合污而向他提出了忠告。对此，荣一回答道：
君之忠告不无道理，而我之信念亦不可变更。我仍将走自己的路。承蒙君言我有才干，不胜感激；果真如此，更应退出官场。若人才皆集中于官界，而平庸之辈散于民间的话，何能指望一国之健全、进步与发展？恕我直言，平庸之辈能担任官吏，而非英俊之才不能从事工商业界。现在的工商业界正缺少这些人才；多数人都受士农工商等级思想的影响，认为政府职员高人一等，而工商业者则自觉低贱。这种错误的想法必须扫清。
正因为如此，培养工商业者的实力，提高他们的地位和品格是当务之急，要将工商业界的地位提高到社会的上层，使人们认识到具有德义的正是他们这些工商业者。实现这个伟大目标是男子汉的事业。我虽然没有从事工商业工作的经验，但是有决心将《论语》一卷作为处世之座右铭，以图工商业的发展。我的辞职就是为了使民间企业里大批涌现出品德方正、知行合一的工商业者，并且皆致力于民间企业经营这一目标。望君能让我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这以后，一直到92岁逝世时为止，他以《论语》为座右铭，专心致力于民间企业的建设。他写的《论语和算盘——道德和经济规律》是一本名著。此后的荣一就再也没有参与政治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伊藤博文组织政党政友会时，劝荣一参加，遭到荣一拒绝。今天的日本仍有这种说法。即在政府就职时称为“上”，其人回到民间称为“下”。荣一名副其实地“下野”了。这是他的生涯中的第三次重大转折。当时他正值61岁。
明治六年（1873年），荣一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自己任总监。资金按照集金主义原则。既有三井和小野这样的大股东，也有公开召募的小股东。聘请了英国专家阿兰香德做顾问，以阿兰香德的著作《簿记精法》为教材，训练银行职员掌握复式簿记，整顿会计制度。又从书中单独挑出英格兰银行主要干部基尔巴顿的《银行职员手则》中的一节教育职员。其内容如下：
凡银行职员必须牢记以下规定：1.认真、迅速地处理事务；2.详知政治变化的趋势，谢绝参加政治舞台；3.锻炼识别贷款用途的眼力；4.对客人要有亲切感和包涵量，谢绝贷款时不能刺激客人。
这些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常识，他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可是银行的业务并不顺利。此后不久银行的主要支柱之一小野因其他方面的投资而破产了，这样三井的影响占了绝对优势。为了避免银行被三井系统控制，荣一坚持一贯提倡的集金主义，坚持当时尚没有的存款制度，为了维持银行的信用而费尽了心血。
此后的几十年里，荣一以创立者，负责人及技术指导者身份，创办了日本首批银行、造纸、保险、电话电信、铁道、纺织、电力、煤气、造船、仓库以及旅馆、剧院等，可以说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创立者、或者指导者几乎全部是荣一；为了整理经济环境，他还开办了工商会议所、股票买卖市场、粮食交换所、银行集会所等企业的外围团体，积极进行技术引进、企业的组建、会计制度的形成、工场制度的设立及各种贸易活动；还实行了政府资金的引进、通货和金利制度的建立、经营家的培养等措施。在本书出版时的1930年以后、他继续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一生所参与的企业、经营事业近600件。
在社会福利方面，1875年（明治八年）荣一创立了商法讲习所（现一桥大学），以培养对外贸易人才。今天的一桥大学同窗会友们相聚的地方——如水馆进口处还高耸着荣一的雕像，侧面写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水馆的命名者也是荣一。据统计他曾参与了六百多件非营利事业（国际交流、社会事业、福利设施、宗教、文化教育、劳资协调等）。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他年近古稀，辞退了大半的职务，专心于民间的经济外交，国际交流等公共事业活动。1931年，以92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中日战争爆发。
荣一的晚年主要从事民间经济外交。当时日本的内外形势大致如下：192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萧条中，1930年一月日本解除了金的出口禁令，立刻陷入了更大的经济危机之中；第二年（1931年）九月金融王国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惊慌失措的日本又追随英国，再次规定金的出口禁令。国内，农业生产陷入了空前的困难状态，农民阶层成为政治不安定的温床，当时的首相和政府要人们相继被暗杀。军人得以抬头，之后不久，政治就走向最黑暗的时代。
我与译者余炳跃相识于一个偶然的机会。1990年春，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官文超经京都大学工学部石油化学科的介绍，在株式会社松村石油研究所短期进修时，余炳跃作为翻译随同来此。他在京都同志社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课程。而我是1958年松村石油研究所成立时的创立人、取缔役会长。在休息中，我们就他的日本文学的专业进行了交谈。从那以后，我们就常常见面，谈到了日本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夏目漱石、森鸥外、幸田露伴。二人都认为前二者受到西欧文学思潮的影响较大，而幸田露伴则继承了日本文学的传统，写下了《五重塔》《风流物》等著名作品，还写了《涩泽荣一传》。这部书对于涩泽荣一的历史作用做了正确的评价，同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余氏热情地提出翻译这部书，并要求我就涩泽荣一的生涯及其在明治经济史上的作用进行简洁的介绍。我就写了以上这些话，权作为序。
幸田露伴（1867—1947年），日本小说家，本名为幸田成行，别号蜗牛庵。出生于日本江户（今东京）。他从小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的熏陶，学识渊博，文学造诣颇深。以《五重塔》和《命运》等作品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其作品主题多歌颂强韧的生命力及坚韧不拔的精神。已出版的中译本著作有：《幸田露伴散文选》《书斋闲话》《雨月谭：东方朔和猛犸象》等。
余炳跃，原武汉大学日语系教师，曾留学于日本同志社大学，现经商。
第一章 反幕志士
成年前的涩泽荣一
不安分的荣一
第二章 幕府时期
一桥家臣
平冈圆四郎之死
筑波山党的反叛
经世济民之才
最后的将军
游历欧洲
失意的荣一
第三章 明治官员
改革旧制
富冈制丝场
万事开头难
告别官场
第四章 近代资本主义的滥觞
实业之王
多姿多彩的一生
附录一 幸田露伴其人
附录二 涩泽荣一年谱
附录三 涩泽荣一主要著述
实业之王
荣一于明治六年（1873年）五月辞官，同年六月成为第一国立银行总督。在这以后的漫长时期里，荣一再也没有任官，沿着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坚定不移地为我国实业界的发展和全社会的文明而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到了这个阶段，荣一才算真正称得上所谓士魂商才的伟丈夫。从这个意义上说，荣一真正的生涯是从明治六年（1873年）六月以后开始的。但如果认为荣一在这一年五月前闭上前半生变化多彩的帷幕，在六月里立即出现在新的舞台上，这未免过于奇特，令人难以置信，似乎是为了站在第二个舞台上而从第一个舞台里逃脱似的。在社会上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人物，而荣一却不是这样的人。当然在这以前荣一曾经想置身于民间，尽量多尽些微力；又因为藩阀派系的关系受到了一些不快的刺激，但这些心理上的因素不可能在实际的生活中如此巧妙地遇合。还是社会发展趋势决定了实际生活的变化，吸引着合适的人物。从大藏省到第一银行，其移迁之敏捷像从这棵栗树跳到那棵栗树一样。一般的人失业后，尽管短暂，也总会有个失业的生活过程。荣一完全没有这个过程，可见是多么地顺畅啊。何况这个移迁之重大足以将他的人生一分为二。荣一与井上联名写下万言书，愤然离开政府，在其他人看来，也许有刘备骑马越澶溪时的紧张感。可是他泰然处之，置身于官尊民卑的社会中，这也反映了荣一的风格。
荣一的命运如此自然地转折，这里面有同样自然的原因。本来我国在第一银行之前没有别的银行，将“邦克”翻译成“银行”的是荣一。这里“银”不全是指银而统指金银，“行”是由人们所说的一百二十行及明代人们所说三百六十行，即店铺、业务、或丝店、米店、石店的店的意思。过去银行的名称也并非没有人使用过。但荣一作为第一国立银行的创始人，将“纳雄耐尔邦克”翻译成“国立银行”。“银行”这个词在我国使用，是通过荣一实现的。当然，这件事的根本原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能将一切都归结到荣一的善良心情或聪明才智上。人创造了银行，同时历史的发展又推动着人的前进。只要是时代的善良之子、聪敏之子，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会取得事业的成功的。
我国过去虽然没有银行，也没有这个名词，但是德川时代三百年的太平和文明也使得社会适应经济需要，成立了类似银行的组织，如御为替组、御挂屋、大两替、札差等等。所谓御为替组和御挂屋是指一些资产雄厚，信誉高的商业家为中央政权及地方政权的权力者通融金银；两替是指在各种货币及地金银的交换过程起融通作用的组织；札差是指在江户、浅草的藏前、即米仓所在地前围成一围的富豪商人，专管幕府士族的米供给事务和融通货币与米之间的流通，还以其预定供米粮的定量为担保，对士族们借贷米粮及其他物品提供方便，每年俸禄到手后，士族们将所借米粮还给商人。这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起着银行的作用了。世人熟知的大喔晓雨、村田春海等就是这种富商，其中伊势四郎在明治维新后仍然保持稳固的地位。可是像这类经济机构在明治时代已不能满足需要，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当然需要产生新的机构、组织。
回顾我国银行成立的历史，自然地了解了荣一辞官后立即成为银行家的过程。明治政府刚成立时，就在会计官中设置了商法司。明治元年（1868年）在商法司的监督下设立了贸易商社，以三井八郎右卫门为总头取。贸易商社执行的事务后来交由通商会社。明治二年（1869年）废除了商法司，同时废除了会计官，成立了大藏省。通商司属于大藏省管辖，不久又属于民部省，明治三年（1870年）七月再次归大藏省管辖。到了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通商司也全部废除。成立通商司时，政权赋予的权限几乎涉及经济的所有方面：“促进物价平均，流通正常的权限；建立货币兑换商品的权限；促进货币金银流通、以影响市场行情的权限；指挥港口贸易的进出口的权限；建立诸商社的权限；监督商税的权限，”等等。在通商司监督下，设立通商会社，交易会社等商社，命其经营。
通商会社在东京、大阪、兵库、大津、堺、小滨等地开店，通过内地商人的合资，进行对外贸易，还进行物品的抵押借贷，处理各地物产供应、贩卖事务；有时还附带地经营仓库业。交易会社同样地是在各地鼓励富豪商人合资而成立的。政府为了补充其资本的不足，给通商会社和交易会社都贷了巨额资金。这同前面所记述的太政官札一样，一方面可以说是保护工商业，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将巨额的纸币强行摊派给地方商人，以图其流通。这个会社也在东京、横滨、新潟、京都、大阪、神户、敦贺等几个地方设立店铺，主要协助通商会社，同时促进民间金融货币的流通、经营钞票兑换、储蓄、贷款、外国货币及古金银的买卖等业务，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这些几乎与今天的银行业起着相同的作用，可以说是银行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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